我叫刘俊英，今年42岁，淄博市高青县花沟镇人，1992年从山东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省汽车齿轮厂当了一名职工。对我来讲，事业有成，丈夫疼爱，有一个天真可爱的乖女儿，在当时可说是人人羡慕，人人称道的好家庭。由于我性格内向，喜欢独处，很少结交朋友，平时也就自己看看书。最喜欢看的就是哲学、《周易》、气功和神话传说类的书。曾经练过中功、太极拳，研究过《周易》，探究过人类现在科学无法解释的种种现象。也许正因为这样，在我潜意识中早就有了想过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想在世间找到一片净土的想法。

　　1996年经我的好友李海林介绍，我知道了《转法轮》这本书。听她一番解说，法轮功成了一种前所未有、无所不能的好功法，顿时勾起了我无限的神往。那时在本地不好买书，我就在国庆节期间专门跑了一趟北京买回了这本书。在李海林教会了我动作后，我便开始了自己的练功生涯。

　　自从迷上法轮功，我就变得非常专注，对于《转法轮》我是百看不厌，我被李洪志书中那些不着边际的说法深深吸引住了，感觉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为了能早日上“层次”、得“圆满”，我开始虔诚地按照李洪志说的去做，把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都当作必须放弃的“执著心”，把“成仙成佛”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我厌倦了日复一日的工作，经常迟到早退，因而多次受到厂领导的批评。但我毫不在乎，我当时心想，你们算什么呀，等我成佛了，你们不回头求着我才怪呢。慢慢地我对世间的一切都觉得索然无味，对家庭生活更是淡漠至极。最后，为了练功方便，我还主动辞去了齿轮厂的工作。

　　2000年12月份，有人通知我去北京“护法”。当时我想：作为大法弟子维护大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哪怕失去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于是我约上张秀兰，在2001年元旦节去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母亲知道了我去北京的事，心里非常着急，时刻都在为我担心，终于忧郁成疾病倒了。这一病就是好几个月，一直到2001年春节临近，母亲仍然卧病在床。

　　2001年春节刚过，母亲到我家来看我，见我还是只顾练法练功，一点都不操心家里的事情，心里非常不高兴。她不停地劝我不要练了，不要学了。但我拒不接受，还不断地拿言语来讽刺她，说她不识好歹，将来大灾难来临时肯定躲避不了，将随地球上的垃圾一起永远消失掉。见我执迷不悟，母亲一气之下回了家。那时天都快黑了，又下着鹅毛大雪，我根本不屑一顾，也没加任何阻拦，心想阻挡我修炼的魔终于走了，只要不阻碍我，你爱咋的咋的。母亲非常心痛，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心情不好，加上积雪太深，天又黑，看不清路而一脚踩空，摔入了沟里。摔得她站不起来，甚至连爬起来都困难。因为我练法轮功怕丢她的人，看到路过的熟人也不愿吭声，三里多的路程，她在冰天雪地里一直撑到半夜，才艰难地爬回家。

　　因为雪地里摔着了腰，受了寒气，加上麦收劳顿，母亲的病情加重了，被诊断为腰椎间盘错位，要住院治疗。我在陪护期间，练功就不那么方便了，但我仍不忘“修炼”，仍然偷偷学、偷偷炼，更不敢忘“经文”里讲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圆满自己的世界”；“升华到自己的最高位置”。一有机会我就在医院附近发材料，到处去说我的修炼感受，时刻忘不了给别人说“大法”的好话。

　　我把母亲喝的药偷偷的减了剂量，心想有我在，有“师父”的“法身”保护，一定可以令母亲消除“业力”，治好疾病。母亲吃这些药没有什么用处，反而会增加母亲的“业力”，给她带来更大的灾难。但一切并没如我所愿，母亲的病不但没有好起来，反而因为没有及时对症治疗而迅速恶化，持续了很长时间都没治好。这期间，因做牵引复位治疗，母亲肚子胀疼，让我给她按摩，在斩断亲情的思想阻碍下，我无动于衷。只是嘴里默默地给她念《转法轮》，念“法轮大法好”，希望能减轻点她的痛苦。母亲见到我的所作所为，气得在那儿捶胸顿足地摸泪数落我：我的天啊，我怎么会有这么个没有人性的女儿呀！

　　出院后，母亲在我家养病，看到我仍在忙乎法轮功的事，一点都不管她的死活，再次把她气走了。那是一个下雨天，母亲连伞也没拿一把就出了门，淋着大雨回了家，因为淋雨而感染上了风寒，加上心气郁结，母亲又大病了一场，从此落下了病根：平时腰不能弯，每逢阴天下雨腰就钻心的疼痛。回到家后，没等身体恢复，母亲就下地干农活了，她的腰不能弯，只好跪在地里拾棉花，而我却还在外面滔滔不绝的讲着“做好人”。可怜的母亲才58岁啊，由于疾病的折磨，看上去却比70多岁的人还要苍老。

　　直到2001年底，我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终于认识并摆脱了法轮功。回想自己练法轮功5年多亲人们为我遭受的种种苦难；想着自己抛弃一切追求“圆满”，最终“圆满”不成，却失去了工作；想到因为我的缘故致使母亲病魔缠身，我真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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