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冯磊，是项城市第一实验小学教师，曾任法轮功项城辅导站站长。

　　1997年4月被法轮功宣扬“真、善、忍”所吸引，开始习练法轮功的，在看了李洪志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的坏事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而“德”是一种白色物质，对修炼人来讲，它能转化为“功”。在这种思想蛊惑下，我为了“消业”、“积德”干了很多荒唐事。

　　练功时，我对幼小的女儿进行了“启蒙教育”。常人教育孩子总是说要她“长大了上大学”，而我则教育她长大了要“修炼”，久而久之，女儿终于记住了“长大了要修炼”的话。在女儿7岁时，女儿在玩耍时打了别的孩子一下，被我看到了，我大为震怒：认为女儿失了“德”，既然让她长大了要“修炼”，那么从小就要对她负责，不能让她增加“业力”。于是，我就紧紧拉住女儿，让那个孩子打我女儿一下。女儿惊呆了，那个孩子也瞪大了眼睛不解地看着我，她怎么也不明白，一个父亲怎么会让别人打自己的女儿？在我的顽固坚持下，那个孩子怯生生地拍了我女儿一下就匆匆跑开了。而直到这时，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我终于“救”了女儿。

　　此事后来在周围的邻居中传开了，大家都说我是“邪了拐了”，“脑子有问题”，不再让他们的孩子和我女儿来往。而我却“自视甚高”：他们都是“凡人”，怎么能理解我们“修炼人”的作为？！从一点一滴做起，我有形、无形中为女儿“消了业”，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只是，原本开朗活泼的女儿从此后变得越来越孤僻，性格也越来越内向了！

　　现在想来，一个适值天真烂漫的年龄，正是活泼爱闹的时候，我却用我的所谓“爱心”锤击她的天性。现在每当回忆起女儿那时的惊恐眼神，我的心就一阵阵锥痛。

　　那时的我，不仅这样教育女儿，对待其他家人也是如此。我姥爷一直身体不好，他1997年起就开始和我一起习练法轮功，可是不久，姥爷吃饭时喉咙里老感觉有东西噎着，痴迷的我自认为这是“师父”在给他“消业”，给他治病，就鼓励他要过好这一关。时间一天天过去，姥爷吃饭时噎得更厉害了，连喝一口水就得等好大会儿才能咽下去。当时，姥爷的家人都劝他去医院检查，看看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好对症治疗，而我则劝他要坚持住，告诉他病痛越严重就是“业力”越大，只要挺过了这一关，以后就不会再有病了。在我的“巧言令色”下，姥爷的病一拖再拖，直到有一天姥爷滴水难咽，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在儿女的“押送下”去医院做个检查。心有不甘的我在姥爷去医院之前，我还坚持让姥爷拿本《转法轮》，并说：“若是一检查没病，以后就要彻底相信师父”。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医检结果狠狠击了我一棒：姥爷已是食道癌晚期，无奈不得不做了切除手术。

　　一年后，姥爷在痛苦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而我依然认为是他没有按我说的去“消业”，致使“师父”没有真正的“管他”。姥爷在去世前大骂李洪志害了他，法轮功害了他，我见状急忙劝姥爷不要再骂，不要再给自己添“业”了，并对姥爷说：“你一定要发誓，这一世修不成，下一世接着再修！”姥爷的死，令家人很痛心，却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悲伤，甚而认为他是“业力”太重的结果。然而，我完全丧失了人情味的“言行”遭到亲友的一致唾弃，他们纷纷指责我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并逐渐疏远了我。

　　姥爷走后，我连一个不好的念头都不敢想，怕李洪志“法身”侦查到后不再承认是他弟子。相反，我更加“精进”，每天都把修炼当做头等大事，工作、家庭、亲朋成了第三副业，尤其对女儿的学习不再过问，更多的是督其“积德”；与妻子断绝了感情交流，厌烦其是常人，层次太低，一度发展到闹离婚的地步。工作上也是应付差事，敷衍了事，还经常在课堂上给孩子们灌输“法语”。本来，我是学校的教学骨干，我带的班级每年都是家长们的宠儿。习练法轮功后，一些孩子家长直接给学校校长建议：“我们家孩子去哪个班都可以，就是不能去冯磊带的那班！”对此，我没有丝毫的难堪和悔意，只是想着：和这些常人计较什么呢？！

　　2001年，我走出法轮功以后，除了悔恨自己为“业力”害死了姥爷、伤害了女儿之外，我也为自己的荒诞羞愧不已。

冯磊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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