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郝伊鑫，今年34岁，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1997年我在上大学期间时，在母亲的鼓动下开始练习法轮功， 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陷入法轮功泥潭难以自拔。回想起这段“练功”的经历我不寒而栗。那时，我修炼法轮功好像着魔似的……

　　我小时候曾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做买卖发家后，家里一时成为当地屈指可数的富裕户。但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常年累月吃着各种各样的药物，而我母亲又天生迷信一些治病的偏方，经常会用打听到的各种偏方为自己治病。

　　1997年秋，在一次与周围邻居闲聊中，母亲得知练法轮功能治百病，便跟随邻居天天到附近公园练习法轮功。那段时间，由于母亲天天去练功身体真的有所好转，这更加激发了母亲练习法轮功的意志，同时，她还不忘鼓动家人与她一起练习法轮功。自此全家包括我的父亲、两个姐姐、弟弟还有我，全部在母亲的鼓动下开始练习法轮功。

　　我那时年仅23岁，正读大三，在好奇和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下我看了《转法轮》，渐渐地我被从未听说过的“超常科学”吸引了，带着强身健体、做好人的良好愿望，在“上层次”、“圆满”说的驱使下，我很快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自己的学业几近荒废。

　　而与此同时，我们家里人因都在虔诚修炼法轮功，使得生意无人照看，最终倒闭关门。

　　1998年秋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由于我的心在修炼“圆满”上，不认真工作，在上班时间也练功，所教班级成绩排在全校最末位。单位里的同事劝我，我充耳不闻，领导找我谈话，我更是左耳进右耳出，反而认为单位里的人都是“魔”。

　　1999年春，为了练功、“精进”，我在家人的劝说下辞去了工作，专心进行修炼。

　　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之后，我们觉得国家这样做会断了我们“圆满”的后路。在“师父”的指令和功友的鼓动下，全家人为了“护法”，将家中仅有的存款全部拿出来购置了包括笔记本电脑、彩色打印机等设备，经常制作法轮功的宣传品散发给周围的人们，以为这样我们就能更快“上层次”、得“圆满”。可是，我们原本富裕的家庭因为全家人练功却变得一贫如洗。

　　2000年，我看了“师父”的《走向圆满》“经文”后，更加坚定了自己修炼“圆满”的决心，决心还要“走出去”、“弘法”、“讲真相”。那年7月，为了“弘法”，为了让人们对法轮功有个“重新认识”，我带着自己复印的所谓“真相”的资料，到北京去“护法”，我当时根本不认为这是违法的，也坚信“师父”的“法身”会保佑我，不会出事。然而，在散发资料时当场被公安机关抓获。被抓时我也疑惑过：有“法身”的保护我怎么会被抓了呢？难道是我修炼的不够，是我的功力太浅了？

　　后来，公安机关对我进行了教育后，没有对我进行处罚。我当时非但没有反思，反而想这一定是“师父”的安排。这次北京“护法”之行更加助长我的违法之路。2001年底我在散发法轮功宣传单时被公安机关再次抓获，这一次我没有上次那么幸运，更没有得到“师父”的保佑，我被判了刑。

　　还是就在同一年，父亲因为相信“消业”，长年拒医拒药，身体状况每况愈下。2001年秋，父亲被查出患有胃癌，但他仍拒绝去医院看病，母亲和我的姊妹们也被“大法”迷住了心智，不但未将父亲送进医院，反而天天在家中为父亲“发功”治病，并坚信“师父”会来为他“净化身体”、“消业”的。可是，一个多月后，父亲还是走了。

　　在狱中当我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我痛苦万分。“师父”不是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师父”不是说他有“法身”可以保护弟子吗？……

　　在迷茫与痛苦中，反邪教志愿者为我解开了痴迷法轮功心灵的死结。原来，什么“圆满”、“精进”全都是骗人的东西。为了这虚无缥缈的“圆满”，我们一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就拿我来说吧，我最初修炼法轮功本想成为一个“好人”，可当我现在重视审视自己修炼时的荒唐行为时，我逐渐发现：为什么一个好人会无情无义地丢下学生，不尽老师的责任？为什么一个好人无视和践踏国家神圣的法律？我终于明白，我为了“圆满”，把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视为对国家的坦诚，把伤害家人和学生作为对家人和学生的回报是多么不负责任。出狱后，我在社区干部的帮助下，重新找到了一份如愿的工作。在我的努力下，家人也都全部与法轮功决裂，家庭经济逐渐有了起色，走上正常的生活。

　　2007年底，我开始的幸福的婚姻生活。2009年11月，在儿子降生的那一刻，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初为人母的我，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使我更加坚定了追求幸福生活的决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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