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邓文，家住北京市丰台区云岗街道，原是航天三院所属电厂的一名普通职工。1994年，我24岁，在参加完单位组织的一次义务献血活动后出现了晕血的情况，之后好一阵身体都比较虚弱。

　　我的母亲是一名法轮功的早期弟子，在那种情况下，她开始鼓励我跟她一起修炼法轮功，说是练功可以“消灾”、“消业”，修得好还能“圆满”。然而，我家的修炼环境并不“好”，父亲和弟弟都不支持我跟母亲练法轮功，尤其父亲，作为一名老党员更是对法轮功那些玄乎的东西十分反感。那时，我在修与不修之间徘徊，也算不上“精进”。

　　直到1998年6月，发生了法轮功学员去北京电视台“抗议”的事件，才真正使我对法轮功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当时，我因为忙着上班没有参加。但事件之后不久，李洪志出了一篇“经文”，称“去的人现在不圆满，将来也会圆满”。这已经不是李第一次讲到“圆满”，但是直到发生了那样震撼的事件，我才意识到原来真的有人要“圆满”了，并为错过了这样的机会而后悔不已。我心想，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那年，我跟一名法轮功学员结了婚，我们都认为这样的修炼环境更纯净，能更快的“上层次”。而就是这位“精进”的丈夫带我走上了一条更为坎坷的歧途。

　　1999年4月25日，我和练功点的功友一起参加了“围攻中南海”行动，看到现场人山人海，我心里无比激动，心想这次应该真的能“圆满”了。而到了7月，等来的却是国家取缔法轮功的消息。按照李洪志的号召，弟子们要积极“走出去”、“护法”、“证实法”。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却怀上了身孕。丈夫认为有了孩子也不会影响修炼，不过父亲却极力反对我继续练功，希望我以肚子里的孩子为重，不要动不动就往外跑。

　　对于怀了孕是不是还要“走出去”“护法”这件事我是犹豫过的，我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一位功友。当听完我的想法，她坚定地告诉我不要担心，说有一个功友怀孕9个月还能翻墙去“护法”。于是，从1999年8月到2000年4月的9个月里，我“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四次到天安门“护法”。我按照李洪志“比学比修，做到是修”的要求积极地“走出去”、“证实法”，并且坚定地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心性，放下执著，提高层次。甚至的孩子出生前的一周，我还挺着大肚子又去了一趟天安门。

　　2000年初，已经深陷法轮功的我索性辞掉了稳定的工作，一心一意地练功“学法”。那段不正常的生活搅乱了家庭的平静，也彻底改变了我之后的人生。虽然身怀六甲，我却没有特意给腹中的胎儿买过任何营养品，整个孕期也没有去医院做过一次孕检。人家都说孕妇要补充叶酸，要吃DHA，在我看来，却都是常人的“执著心”作祟。怀胎十个月的时间里，我只特意买过一条鱼。而那段时间里发生的荒唐事更是令我至今仍对儿子心存愧疚。

　　2000年4月6日，我在航天731医院剖腹产下一个大胖小子。孩子出生后的第18天，我还在家中静养坐月子，就正好赶上了“4·25事件”一周年的日子。丈夫早早地就去了外地“串联”功友参加“护法”。尽管那时的我还很虚弱，但一想到“师父”说过“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觉得这一定又是一次考验。李洪志讲过“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我认为就是看我在最虚弱的时候，孩子最需要照顾的时候，能不能够放下一个情字。尽管心里知道放下这份情很痛苦，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心性，升华上来。

　　我也决定要去天安门。4月25日的凌晨，我告诉母亲，我得去“护法”。她很犹豫，毕竟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小外孙，一边是产后尚未恢复的女儿。一番权衡之后，她决定陪我去。我们将熟睡中的孩子独自留在家中，从没装防盗栏的窗户跳了出去。为了不让熟人撞见，我们没有选择往东走最近的路线，而是颇费心机地往西绕了一个大圈。一路上，我们也不敢在大道上走，只要是遇到有行人路过，我们便跳进路旁的高粱地。走走停停花了近两小时，我们才从云岗走到了大灰厂，结果因为道路施工没有公交可坐，我们又不得不坚持着从大灰厂走到了辛庄路口。3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走一段就不得不停下来歇一会儿，一路上腹部的伤口疼得厉害，几乎到了坚持不下去的地步。但是，一想到“师父”曾讲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才是真正的修炼人，我就对自己说，为了“护法”，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早上7点左右，在步行了十多公里之后，我们坐上了开往石景山的385路公交，从那里去了天安门。那时，天已经亮了，但我们也已经走出了很远，不怕再有人认出来。

　　这一走就是三天。因为正值哺乳期，一段时间不给孩子喂奶，我的乳房就胀痛难忍。当想到有人说过“妈妈奶涨就是孩子饿的时候”，我思念起了儿子，心中暗暗流泪。看我胀得难受，同行的人便提议说，将乳汁挤出来就好了。我答应了。当挤完之后，她们又说新鲜乳汁应该用来敷脸，说完一边惬意地拍打在脸上，一边说用这敷脸效果可好了。听到这话，再想起家中无依无靠的孩子，我终于忍不住了，躲到一边偷偷地哭泣起来。可是，我不能让功友发现自己动了情，心性掉下来了。那些都是我必须要修去的执著心啊！

　　三天之后，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的时候，是父亲在照看满脸哭得通红的孩子。经过了这一次的风波，父亲再也不敢让母亲来照顾我了，他坚决地将母亲带走，说是要我自己把这日子过好了。我不理解他，甚至有些埋怨他。我那么费尽心力地修炼，不就是为了这个家里所有的人将来都能受益吗？为什么在我最需要关心的时候，父亲却能如此狠心地把我一个人扔下？我不得不一个人照顾出生不久的孩子。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旧没有放弃练功学法，依旧没日没夜地诵读《转法轮》、《大圆满法》。我还给刚刚满月的儿子放李洪志的录音，希望儿子能够从小就沐浴“师恩”。

　　可是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又要照顾孩子，又要花时间练功“学法”，常常让我觉得力不从心。有时候，我刚想安安静静地练功打坐，儿子却又哭又闹，怎么都不消停。恍惚之中，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摔孩子！摔孩子！”但当我抱起孩子，细细地端详着儿子红扑扑的脸蛋，又怎么下得了手？而丈夫自从去天安门“护法”受挫之后，回到家中就一蹶不振，更指望不上他照看孩子。那时，他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茶饭不思，实在饿了就趁家中没人的时候扒拉两口冷菜剩饭。直到孩子慢慢会说、会走，他的状态也没什么起色。孩子在本该获得足够父爱的阶段，却反倒要扮着鬼脸去讨好这个“万念俱灰”的父亲。每每看到那样的场景，我心里还是禁不住泛起阵阵酸楚。

　　2001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父亲担心我会受此影响，给我找来了社区的志愿者和心理医生，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使我尽快从法轮功的泥潭中挣脱出来。那段时间，社区的几位阿姨十分关心我的生活，隔三差五就来与我聊天谈心，交流育儿经验。看我没有收入来源，他们又给我提供机会，让我参加社区的活动和工作。

　　于是，我开始学着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在经历了年龄的增长，体会了养育孩子的艰辛以后，我慢慢懂得了理性地看待社会中的善恶美丑。感受着身边人对我的关怀，看到社区里一些热心人为了帮助空巢老人、孤残人群不遗余力，甚至时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与家人团聚，我开始觉得这社会并不像李洪志口中所说的那样肮脏和堕落。

　　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当发现了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真相。那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我走访了北京的好几个区县，接触了很多功友，听他们讲对自焚事件的看法，听到了他们对练功“出偏”的矛盾说法；我也读了一些文章，比如王进东写的《愚昧、死亡、新生》。当我读到王进东去天安门自焚之前拜别母亲时的内容，我深深地被触动了。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法轮功弟子，因为那种内心情感的煎熬，只有我们这些修炼人才能够理解啊！

　　经过了那一段探寻真相的过程，我看到了练功者当中的种种欺骗。所谓练功“出偏”只不过是李洪志给自己找到的借口，他不但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而且还在利用这些“出偏”的事件捞取自己的利益。我问自己，若是真诚的“法”，怎能容忍作假售假？若是善良的“法”，怎能忽视情的存在？若是宽容的“法”，怎能默许自残的发生？

　　就这样，我慢慢地但又彻底地摆脱了法轮功的魔咒。我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加倍地弥补孩子身上缺失的母爱、父爱。在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人群中，有了我的身影。我跟还痴迷着法轮功的前夫离了婚，决心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2009年，我重新组建了家庭，父亲在婚宴上刚说了一句：“小文这些年，不容易……”便哽咽着说不下去。而此时，我也是泪如雨下，连声对父亲说“对不起！对不起！”

邓文母女去天安门“护法”的路线（红色为正常公交线路，蓝色为母女俩步行线路）

邓文（图中）母女当年就是从阳台的这扇窗户跳出，如今窗户已经加装了护栏

【责任编辑：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