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施海平，住在上海杨浦区。我妻子和女儿都曾是法轮功练习者，不仅没得到所谓的“福报”，相反我女儿为此荒废了学业，我妻子舒兰被“消业论”所蛊惑，长期拒医拒药导致肝腹水不治去世，年仅51岁。

　　我和妻子1978年结婚，第二年有了女儿施蕾。1988年妻子感染了甲型肝炎，治愈后仍病恹恹的感到身体乏力，一直在服中药调理。1994年我俩都下了岗，街道为照顾妻子的身体，安排她看护小区车棚，我则在外跑出租车。虽然经济不很宽裕，但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女儿聪明听话，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

　　1997年春节期间，同事姜宝荣来串门，谈起“法轮功”滔滔不绝，讲述了好几个被大医院宣布得了不治病症的功友，练功后起死回生的神奇例子。一直将“甲肝”后遗症视为心病的妻子听得津津有味，第二天一早便赶到杨浦公园的练功点，开始习练法轮功。

　　妻子练功非常积极，刮风下雨，从不缺席。一段时间以后，练功辅导员向她推荐法轮功书说：“‘师父’说了，弟子不但要练功，更重要的是要‘学法’。”舒兰当即买了一本《转法轮》，回家后就读了起来。当她看到“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修炼就是从生命的本原上给你清理”时，仿佛恍然大悟，说怪不得服多少药也不见效，原来根本不是有病而是“业力”在作怪呀！

　　之后，我妻子开始拒绝吃药，整天琢磨着如何把体内的“业力”清理干净，还非拉我同她一起练功、“学法”。我说我这么健康还练什么？她却说：“‘师父’说的，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几乎人人身上都有相当大的‘业力’。”为不扫妻子的兴，我带着些好奇，也时不时的陪她一起打坐。

　　1998年7月，女儿高考被本市一所重点大学录取，舒兰认为这就是练功给全家带来的“福报”，对“师父”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动员女儿也练法轮功。在日复一日的灌输下，女儿也开始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从此，我一踏进家门，经常看到的就是母女俩忙着一起练功看书切磋，家里到处扔着脏衣服和未刷洗的锅碗瓢盆，在她们面前我就像透明的一样。看到如此情景，我对法轮功失去了好感。

　　1999年7月，政府明令取缔法轮功，我松了一口气，以为我们家该回到以前的正常生活了。可妻子却总说政府肯定弄错了，不肯停止练功。

　　2000年3月，在李洪志“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等言论唆使下，母女俩跟着一帮人要上北京“护法”，被我半途硬拖了回来。可舒兰仍不死心，又和女儿及其他功友，暗地制作法轮功宣传品，到处“讲真相”。最后，女儿连学也不上了，中断了大学学业。为了此事，在耐心劝说无效之后，我同妻子大吵了一架。但妻子还是依然如故，整天在家不是练功就是“学法”。我稍有不满，她便急赤白脸地抢白：你自己中途不练还干扰我，“师父”若不是看在我的虔诚份上，你早受惩罚了！随后便进卧室关上门，任凭我怎么敲她都不肯打开。这期间，经过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女儿终于醒悟了，也同我一起劝说妈妈别再被蒙骗了，而妻子却立即翻脸，把女儿视为“叛徒”，从此对我们父女不理不睬，连饭都不愿与我们一起吃，也不跟我同床了。

　　2002年夏天，我发现舒兰的身体胃口很不好，面色黝黑晦暗，人也消瘦了，还经常看到她痛苦的用双手按住右边肋下肝区。联想起她的肝病史，我心里焦急，几次劝她去医院看看，都被她拒绝了。一天，我叫来了她姐姐，哄她说去看望姨妈，结果出租车开到“华东医院”停下，她一见，立刻火冒三丈，对我大吼：“我一个修炼人怎会有病！你们叫我看病就是叫我马上死！”她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当场休克，我们吓坏了，赶紧把她抬进医院作紧急处理，可还没等好好检查，她一醒来就往外跑，拉也拉不住。医生警告说：这个病人身体状况非常差，再不当心，要出大事的！

　　回家后，妻子对我说，她只有加紧练功才能“消业”，并扬言我再干扰她练功，她就离家出走不回来了。为了上“层次”，为了“消业”，妻子加大了练功、“学法”的进度，晚上诵读“经文”到半夜，白天看护车棚时也在埋头“学法”，对进出人员不闻不问，致使车棚内接连发生了几起自行车和助动车被盗事件。面对小区居民的不满，我一个个赔礼道歉，但她却在一旁振振有词，说什么：“有人偷了你的车，他的‘德’就转移到你身上了，同这么大的福报相比，丢失一辆车算什么！”惹得居民纷纷向小区物业反映情况，物业只得换人。

　　失去了看车棚的工作，妻子反而为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练功而高兴，全身心地投入到虚幻的“法轮世界”中，人也变得愈来愈神经兮兮了，有时会突然说自己开天目了，没几天又说她体内法轮在转动，一惊一乍，搅得家里不得安宁。念在多年的感情和她身子骨弱的份上，我一直忍让着，可女儿却找了份在郊区的工作，并以此为借口，在外租了房，很少回家。

　　2004年元旦过后，妻子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食欲减退，身体乏力，经常发烧，家务事早就不闻不问，甚至连她自己的事情，也是魂不守舍，心神不宁。由于为妻子的情况担忧，我整晚整晚睡不着，白天昏昏沉沉的，接连几次开车出了事故，所幸没酿成大祸。这期间，我还有亲戚朋友多次劝说妻子上医院检查，但每次都以舒兰大发脾气收场，弄得别人都不敢再上门了。

　　2005年夏天，舒兰身体的状况愈来愈不对了，脸色、眼白开始变黄，双腿浮肿，肚子鼓了起来。我觉得问题很严重，再次耐心地相劝，可舒兰认为肚子大是“法轮”在帮清理身体，身体不舒服是因为“师父”说过的“我们修炼的人除了师父给消的业以外，自己还得还一部分，所以会有身体不舒服，像有病的感觉”，死活不肯上医院。这样又拖了几个月，舒兰的腹部隆起如同孕妇，几乎一吃就吐，还一天数次腹泻，双腿肿胀得难以走路，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了。我见势不妙，就和女儿一起强行把妻子送进了医院，经医生诊断为肝硬化导致腹水，肝功能已严重衰竭。当我们焦虑地向医生咨询如何救治时，舒兰却拔掉针头，一面挣扎着要起来离开医院，一面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师父’会帮我‘消业’的。你们不是救我，而是在害我！”但此刻她已经衰弱得无力自己起身了。

　　尽管医院进行了全力救治，但还是太晚了。我永远不会忘记，2005年12月22日，也就是那一年的冬至，我妻子舒兰永远地走了，她圆瞪着眼睛，手中还紧攥着那被她视为“救命稻草”的《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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