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韩梅，南京市郊区一个普通农家女孩，家境贫寒，父母七拼八凑供自己念完大学。回望过去，我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

　　1999年，我大学刚刚毕业，如同许多学子一样都想找到一份好工作，好孝敬父母，供养弟弟上学。不甘平庸的我，加入了残酷的跨国公司竞聘队伍当中，凭借名校的身份，获得了不少世界500强公司的笔试、面试机会。但毕竟竞争残酷，500强公司要求高，录取名额少，最终还是败北。就在我最落寞的时候，一家打着外企背景的企业主动找到了我，说是看中了我的组织领导能力，我当时没多想就去了。一切是那么的顺利，没有笔试、面试，直接就上岗培训，待遇丰厚，令周围同学很是羡慕。

　　进入企业一周后，培训开始了，培训内容让我吓了一跳，公司要求我发展会员。刚开始以为是营销，后来才知道要求我通过电话发展法轮功练习人员，很轻松，每天只要固定地打电话、发短信、发传单等就可以，工资按打通电话数、发短信数、发传单份数、通话时间、发展情况计算，算下来确实比真正的外资500强还高。当时我确实有些犹豫，毕竟这份工作待遇高，况且家里还等着我的工资交弟弟的学费，那时也过了最好的招聘时间，而且公司承诺干的好可以出国，也怀着只要自己不练并且不干出格的事情就不违法的侥幸心理，在纠结中继续着培训。经过培训，我彻底陷进去了，被法轮功的内容所吸引，被“师父”的“层次”说、“圆满”说同化。正式工作后，由于我对法轮功极度的痴迷，工作相当卖力，几乎用电话、短信涉及到全省范围，在本市较大的小区都活动过，颇得当时的老总赏识，获得了不少金钱上的奖励。从此，我沉浸在这种赚钱的方式，一度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以为自己的“师父”李洪志工作为荣。

　　1999年末，该公司的伪装被揭穿了，这个公司以招商引资的方式进入，顶着外贸的帽子，实质是发展法轮功会员，宣传法轮功歪理邪说。公司被依法撤销后，我们这些员工经教育后自谋职业，大多数人都能反醒过来，可我受毒害比较深，继续操作旧业，认为“师父”会在海外帮助自己，说不定干得好会被派到国外。

　　在待业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在周边的村落发送传单，发展法轮功，鼓动留守的农村老人、小孩练习法轮功。父母看到这种情况，竭力阻止，断绝我的经济来源，甚至为了阻止我外出活动把我锁在家里。当时，我一度想不通，认为父母已不是往日的父母，是站在“师父”对立面的敌人，要反抗他们。那段时间为了出去，我以自残、自杀等方式恐吓父母，对父母什么话都骂的出来，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父母，父母省吃俭用供自己上学，而自己竟以这种方式回报父母。

　　一度村里村民都认为我得了精神病，这令我父母、弟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家族面前抬不起头来，往日令人羡慕的大学生女儿被人认为疯了，作为父母的怎么想？特别是我母亲，郁积成病，动了几次手术，甚至有几次喝农药自杀，弟弟在学校里也经常被人指指点点。在同父母的“斗争”中，我总是认为，只要自己练好功，组织起队伍，“师父”就会看中自己，带自己“圆满”，自己就有能力带父母“圆满”。

　　2001年，父母考虑到这样待业终究不是办法，没有病也会待出病，于是便托人把我安置在附近的一个纺织厂做工，一来转移我的注意力，二来也好看着我。虽然工作待遇不算好，但我想到只要能出去，就有机会“练功”、“上层次”。可是，不幸仍然在继续着，由于我整天想的都是“经文”，导致我精神不集中，常常发呆。一次由于太“投入”，机器把我卷进去了，幸亏被附近的工人抢救得及时，不然我整个人就没了。可是，这次事故还是让我失去了右胳膊。

　　由于长时间的“练功”，让我整天处于恍惚的状态，人消瘦了一大圈。父母实在看不下去了，强行将我送到医院，最终确诊我得了慢性肠胃炎，需要长期吃药，加之我的右臂残疾，每年的治理花费着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没有希望的生活让我失去了信心，更加寄希望于法轮功的“解救”。之后的几年里，我又反复练过功，甚至为此自杀过几次，家里人苦不堪言。

　　2007年，在反邪教自愿者的不懈努力下，我终于醒悟过来了，对以往的愚蠢行为后悔不已。我本应该和同龄的女孩一样，有个好丈夫，好家庭，好工作，可如今自己却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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