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先东，今年45岁，家住重庆市北碚区朝阳街道河嘉村209-3号。我妻子名叫江秋，高中文化，1968年3月出生，是重庆玻璃器皿厂一名退休工人。
说实话，我和妻子原本感情很好，她也一直是我心中的贤妻。1997年，妻子因忙于工作和操持这个家，过于劳累，身体大不如前，经常感觉头晕目眩，有时甚至还会出现面部抽搐的情况。考虑到妻子的身体，1998年3月，她提前在单位办理了病退手续，那年她才刚满30岁。病退之后的妻子闲赋在家，每天除了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剩余的时间就是休息或跟楼下的几个退休老婆婆聊天。
就在那年8月，妻子在邻居王婆婆的介绍下第一次接触到了法轮功。她听王婆婆说练法轮功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治愈她的病，而且还能够“圆满”、“上天国”、修成“佛、道、神”。这下可不得了，没过几天时间，妻子便通过王婆婆搞回了一堆法轮功方面的资料，又有书又有磁带什么的。当时我也没在意，心想她平常一个人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整这个玩意儿正好可以打发时间，而且万一要真能治病呢。于是没多久，妻子就融入了王婆婆她们练法轮功的那个圈子，并沉迷于其中。
1999年7月，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这个消息不仅让妻子震惊，而且让我也为之心惊。当然，妻子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的，而我却担心善良的妻子。你想啊，如果法轮功真是好东西，国家平白无故怎会取缔它。后来在电视上我又陆续看到许多关于法轮功害人、违法的事情，这更加让我不寒而栗。于是，不久后我便和妻子谈了我的看法，试图劝她不要练了，但当时妻子对法轮功那套很是痴迷，随便我怎么劝说都没用，她还是成天在家偷偷地搞她自己的，最后连家也不管了。
到2000年后，妻子的情况就更极端了。她白天睡觉，晚上凌晨2点起来“打坐”，不仅对我冷眼相视，而且还常常对我说，要“上层次”、“求圆满”，就要去掉“名利情”，后来竟然还提出要和我分开睡。我当时也是为和她赌气，看到底在她心中是法轮功重要还是我重要，所以一气之下就同意了。没想到我的无心成全了她的有意，之后我们夫妻俩长期“冷战”，一直是分开居住。后来家里的亲戚都上门来劝过，但妻子只顾练她的法轮功，其他人说的话她一概不听。
2001年3月23日，是我母亲70岁的生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母亲流着泪劝妻子莫再练法轮功了，希望她能和我好生过日子，可她还没等我母亲说完，就一个人回房把门反锁了。同来的弟弟、弟妹在门外劝她，她在屋里大声说：“人在生死轮回中，前生今世你父母多的是，两眼一闭，哪个是我父母，哪个是你儿女，谁也不认得谁！”最后搞得所有人大眼瞪小眼，不晓得该说啥子好。
这之后，妻子还是每天坚持“打坐”、练功，不仅如此，她还经常说自己出现了一些幻觉，说话更是颠三倒四，什么“上层次”、“圆满”，还有“升天”这些语言，经常挂在嘴边。看到她这样，我内心也不好受，毕竟是夫妻，儿子的母亲，我便与家人商量把她强行带到人民医院检查治疗。我们把她送医院后，她情绪非常不稳定，哭闹着喊“师父”，说“不要害她，所有的功都白练了”，并将我抱她的手咬得鲜血直流。由于过分激动，她口吐白泡晕过去了，经过抢救她慢慢地苏醒过来。医生的初步诊断是癫痫病，叫我们家人把她带到西南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诊。回到家后，她不顾我们的劝导，用她的话说：要把损失的“业力”补回来。但是由于她长期练功，又拒绝接受治疗，身体越来越差，圆圆的脸瘦了一大圈。
2001年6月9日凌晨3点多钟，我起来上厕所，看到妻子房间灯亮着，但里面没有动静。我开门进去发现她倒在床边，怎么喊她都不醒。我这才反应过来可能出事了，我马上打了120求救，很快把她送到了医院。经过急救，妻子没有生命危险，但医生在她的病例本上写的却是：“右侧颞叶（头颅两侧靠近耳朵上方的部分）占位病变，胶质瘤。临床症状为精神性异常，脾气暴躁，易激动或欣快，并伴有癫痫、幻想、眩晕、肢体麻木等现象。”
当妻子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她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不进医院，进了增加‘业力’，一切干扰我的都是‘魔’。”在医院的那些天，妻子极不配合，不仅把护士拿来的药甩进了痰盂里，而且还把身上穿的病服撕成一条一条的，无奈之下我只能把她接回家。在家的日子里我就像一个男保姆一样，端茶送饭，洗衣做饭。治胶质脑瘤的药她也不吃，由于长期不吃药，病情得不到控制，脑瘤越来越大并且压迫她的脑神经，使她目光显得呆滞，显得非常愚钝。
此后几年时间，妻子再没上过医院，也未吃过药，成天躺在家中，脸如白纸，如同一具活着的死尸，有时大小便失禁。我只有强忍住难闻的气味为她打理。社区知道这种情况后，为我家申请了困难补助，送来了生活急需品。而她成天嘴里念叨着：“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她的病也随着那一声声“圆满”变得越来越严重，脾气暴躁不说，到后来几乎完全丧失了记忆力，生活都不能自理。
可以想象这些年我一个人是怎样过来的。有多少夜里，我独自回想着曾经贤惠善良的妻子，欲哭无泪，因为那样的幸福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了。
妻子江秋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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