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秦丽，今年51岁，是陕西省宝鸡市工农服装厂一名退休职工。1996年8月，由于我被医院查出患有心脏病，还经常出现眩晕症状，于是我就提前办理了内退手续，一门心思地在家调养。

　　1997年初，负心的丈夫与我离婚后，丢下我和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当时，百无聊赖的我听人说，习练法轮功不但能为自己和亲人带来福祉，而且修炼好的话还能过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神仙”日子。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开始跟着习练起了法轮功。随着“练功”“学法”的深入，时间长了，内心好像被一种说不出、看不见的魔力吸引着，难以自拔。

　　1999年7月22日，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当时我十分不解，认为法轮功让人“做好人”，叫人“真善忍”，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一定国家冤枉了大法，冤枉了“师父”李洪志。于是，我每天继续坚持在家“练功”“学法”，对着“师父”的画像顶礼膜拜。那段时间，我按照“师父”“经文”的指令，和同修们一道搞所谓的“讲真相”，找机会就向人讲“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们还多次到区政府为法轮功鸣冤喊屈，用家里的积蓄打印了近万份“真相”材料，多次趁着天黑，把未成年的儿子留在家里，出没在市区的大街小巷，张贴法轮功传单，悬挂法轮功条幅。我觉得自己和同修们干的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结果，我花光了积蓄，家里除了法轮功反宣品，几乎什么都没有，竟连儿子上学的生活费也交不起。

　　过去，我隔三差五还要到父母家去看看，自从我迷上法轮功后，父母家也不去了。为了“练功”，我什么都不管不顾了。长期见不到我身影的父母，在儿子面前说我是个白眼狼，可我根本不在乎，觉得这是“师父”在让我“过关”。我对儿子的生活也不如以前那么细致耐心了，儿子因为我经常不在家吃不上饭，只能从街坊四邻或是我父母那里弄些吃的，仿佛成了孤儿。

　　2003年6月17日，病重的父亲在医院弥留之际，劝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当时的我哪里能听得进去，完全不顾父亲的感受，立即就和父亲翻了脸，说父亲污蔑“大法”和“师父”，没有好下场。气得年迈的母亲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骂我中了“魔障”，为了法轮功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了，没有半点人性。结果第二天，父亲就离开了人世。而我竟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反倒埋怨父亲污蔑“大法”和“师父”是罪有应得。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了法轮功什么都可以舍弃，谁阻碍我“练功”，谁就是最大的“魔”。

　　2004年8月的一天，正在上中学的儿子正重其事地告诉我：“妈妈，你为什么这么痴迷法轮功？我们老师讲了，法轮功是邪教，你看你这些年练法轮功，家里积蓄让你花光了，姥爷也让你气死了，你别再练这个害人的功了。”儿子的话让我十分生气，当时就给了儿子一把掌，并威胁他说，如果再敢这样污蔑“大法”，就和他绝母子关系，让他从家里永远滚出去。委屈的儿子当时一声不吭，转身走了。可他转身的一瞬间，我从他委屈的眼神中看到的只是仇恨。

　　2007年4月，为了排除身边“魔”的干扰，我决定走出家门，边打工边“练功”“学法”，根本没想自己走后母亲怎么办？正在上学的儿子怎么办？三年多来，先后辗转到过河南、浙江、江苏等地，最后终于到了衣食无着的境地，无奈之下只能回到了那个已经被我遗忘了的家。2010年11月，当我再次走进家门时，顿时傻眼了，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家里好久没人居住了，灰尘有一铜钱厚，乱糟糟一塌糊涂。面对如此破落的家，回想起自己这十几年来为法轮功的付出，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家呢？我的儿子呢？我的父母呢？这就是想什么有什么无忧无虑的日子？

　　2011年3月，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帮助下，我终于重新找回了自己，恢复了理性。现在，儿子也回到了我身边，慢慢地对我亲热起来，我们娘俩都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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