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亚娟，1955年出生，在安徽插队时保送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电器厂。工作上我非常勤勉、积极向上，一直从女工干到厂人事经理。我和丈夫感情很好，女儿乖巧可爱，公婆待我视如己出。

　　1998年5月，我遇到退休同事刘桂英，她热情向我介绍，称法轮功可以清除“业力”，练了就不会生病，功成“圆满”后还能“成仙成佛”。她还塞我一本《转法轮》，说看了就知有多神奇了。没几日，小女发高烧转为肺炎，我彻夜不眠守候在孩子身边，揪着心。想起刘桂英提及的“消业”，便翻阅起《转法轮》，被书中的“业力论”吸引。

　　之后，我去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当时就一个心愿，希望真的能“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保佑我的亲人都安康。慢慢地，我把精力和时间越来越多用在“练功”、“学法”上，对事物的看法和观念也随之改变了。以前女儿去哪我都不放心，唯恐会有什么闪失。自从学了“消业论”、“宿命论”，我开始相信“人的一生在另外空间早已安排好了”，非人力可为。为专心研习功法，原本换着花样做早餐的时间，也被“练功”取代了。我嫌孩子在家碍手碍脚，星期天和寒暑假索性将孩子送到她爷爷奶奶家，有时电话都不打一个。

　　丈夫在外地工作，每次探亲回家，我俩被同事戏谑为“小别胜新婚”，我总是嫌相聚的日子太短。沉湎法轮功后，丈夫来电话，家里要么没人接，要么被我三言两语匆匆挂了。他不放心，特地请假回来，见我意兴阑珊的样子，以为我操劳工作、家庭身心疲惫，炖鸡熬汤给我调养，可我却为“杀生造下大业”而生气和不安，嫌丈夫在家耽误我修炼，急切地盼他快离开。

　　1999年，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说不出的怅然和失落，带着抵触情绪不肯接受这个事实。我在单位主管人事，每当职工之间闹纠纷，我不是积极进行调解，而是用学到的“功法”来教育他们，指责他们素质低，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是在泯灭人的本性。职工们对我的意见越来越多。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工作方法，注意自己的言行。

　　2001年，因工厂连年亏损，车间裁员，常有职工为下岗哭闹，我愈加心烦和迷惘。午休时我把办公室门反锁了“练功”，一心向往唯美主义的“人间净土”，祈望自己也能早日“功成圆满”。回家后，我依然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练功”上。女儿做功课遇到不懂的题目，我不仅没有耐心辅导，还把李洪志的“宿命论”灌输给她，还用“苦其心志”“吃苦当成乐”为自己找借口，三餐都让女儿在学校和楼下小吃店解决。那几年，正是孩子成长和学习的重要阶段，而我的精力全在“练功”、“学法”上，根本未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进入高三，女儿为英语成绩不佳着急，学习压力大不敢跟我说，打长途诉说给她爸爸。获悉我仍然痴迷法轮功后，丈夫急忙赶回家阻止，反复劝说。而我听不进半句，反嘲讽他受蒙蔽太深，振振有辞地辩解自己“练功”是为了给全家“消灾解难”。丈夫在家我无法“练功”，一直催他回外地上班，丈夫说必须等到我醒悟他才放心。于是，我天天寻衅生事逼他走，只要丈夫一张口，我就跑去卧室，不许他进来睡觉。见这一招不灵，我索性写了离婚协议书，理由是双方道不同，无法再共同生活，还是各奔东西为好。丈夫被气得躺了两天不吃不喝，我也不感到内疚。那段日子，家里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

　　2002年年底，丈夫已经回家一段日子了，单位来电话催促他必须上班。丈夫不放心，特地把我的父亲接来住下。以为我因单位倒闭心情抑郁，一个劲地开导我凡事想开。我把父亲的话看作是喋喋不休的紧箍咒，十分厌烦，忍不住就想顶撞他。为避开父亲，我到刘桂英家阁楼“学法”，从中寻觅“极乐世界”。在桂英家切磋的“同修”还有两个，其中一个“同修”原是辅导员，把“师父”的“新经文”拿给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能与“精进”同修那样“上层次”，按照“师父”“新经文”的指示，我也跟着走出去“弘法”、“讲真相”。

　　2003年6月初，女儿高考前夕，本应有我这个做母亲的陪伴在左右，而我的心思完全不在女儿身上，挨到夜深人静，溜了出去。我连日的神神秘秘异常举动，早已让老父亲起了疑心，他一路远远地跟着，见我往居民信箱塞东西，父亲悄悄抽出了一份。昏黄路灯下，只看清了几个大字，就气急攻心浑身抽搐，幸好巡夜的保安发现，把倒在地上口不能言的老人送去了医院。父亲因激动血压急剧增高引发了脑出血，经抢救虽然性命无忧，但仍留下了中风瘫痪的后遗症。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终于走出了心灵的桎梏，彻底拂去了法轮功的阴霾。来到病榻前，面对父亲的衰容，我心痛难忍！回想我练法轮功不曾给家人带来丝毫受益，反而使我的亲人个个受伤。我为犯下的罪孽心绪难安，在悔恨中久久不肯饶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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