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3日是中国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的情人节。这天我和未婚妻一大早就来到了婚姻登记机构领取了婚姻证书，我捧着炙热的证书，一滴苦涩的眼泪悄悄地流进了心里。

　　我和妻子杨玉珍是丹东一中的高中同学，1993年我们相约一起考进了辽宁的一所师范学院。1997年我们又一同毕业回到了丹东。我被分配到了丹东市振安区一所中学，她进了丹东一家中直机关。工作稳定了，我们相处了7年感情也成熟了，就在我们谈婚论嫁的时候，杨玉珍突然发生了变故。

　　这事要从杨玉珍和母亲习练法轮功说起。杨玉珍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是一家企业的厂长，母亲是丹东五交化公司的会计。1996年五交化公司解体，杨玉珍的母亲下岗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好，她做起了全职太太。岳父每天忙碌，杨玉珍在外地读书，无所事事的岳母遇到了一位本单位下岗的同事。这位同事在习练法轮功，她神秘地告诉岳母法轮功“功法”很神奇，不但能祛病健身，有病不用打针吃药，还能够“消业”、“上层次”、“白日飞升”。听到有这种不用花钱就能治好病的“功法”，她怦然心动了，随着这位同事练上了法轮功。从那以后，岳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练功”上，对李洪志说的“造成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真正练功的人的功自动就在消灭病毒和业力。吃药是把业力压了回去”深信不疑。整天捧着法轮功书籍不放，坚持看录像放录音带。每日“练功”持续到深更半夜。

　　杨玉珍习练法轮功并不是母亲带进门的，当年回丹东实习期间，她遇到了已经退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班主任送给她一本《转法轮》，因为母亲练习法轮功，杨玉珍拿到这本书之后读的特别认真。她逐渐对书中修炼“上层次”、“圆满”、“救度世人”、“真善忍”、“做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信法轮功是“上乘大法”，是教人做好人。她与母亲一拍即合，跟随母亲开始习练并彼此学习，相互“发功”。

　　我实习地点在锦州，对于杨玉珍习练法轮功毫不知情，只是在电话和信件交流时感觉她有点变得怪怪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结束实习回来，我和杨玉珍在鸭绿江边散步，遇到两个初中生在殴斗打架，我上前制止，想不到杨玉珍一反常态，不再像以前那样像崇拜路见不平英雄那样鼓励我见义勇为，反而责怪我多管闲事。她说：“常人中的事情你总爱去管，看不到因缘关系就会管错，两个学生打架可能是他前世欠他的一脚，在这世还上了这一脚，你去管他没有还成，从道理上讲你是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从安排这件事的‘还业神’的角度来看，你是干了一件坏事。”杨玉珍接着告诉我：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只有不去做有为的事情，才不会管错，造成更大的“业力”，以至更大的损失。这一席话说得我是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其实当时的杨玉珍所说的话全是李洪志的书上的法轮功话语，因为我正处在热恋中没有当回事。

　　转眼就是1997年我们的毕业季节，这应当是我们爱情的收获季节。回到丹东我才发现杨玉珍和母亲一同习练法轮功。记得那是七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正好在杨玉珍家，我岳母突然出现了疲惫乏力、畏寒、虚汗、胸闷、气短、声音嘶哑的症状，可能是我在场碍于面子，她被我们送到了医院，医生诊断结论是肺阴影，要求住院观察。可是岳母提出晕针、医院休息不好等理由要求回家治疗。回家之后却拒绝服药，说自己是“真修弟子”，不用打针吃药，有“师父”的“法身”保佑，有女儿“发功”，就能把“业力”压回身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杨玉珍这个受正规教育的本科生不是劝妈妈打针吃药，竟然每天都为其“发正念”。我看她立掌“发功”，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咒语，心中感到自己的恋人是那么地陌生、恐怖。娘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天不肯出屋。我每次去找杨玉珍，她都对我都是不冷不热，在她眼中我好像是外星球来的怪物。我们恋爱的热度一下子降了下来。

　　一拖就到了1999年，岳母身体每况愈下。这年国家取缔了法轮功，但是杨玉珍和母亲继续偷偷地“练功”。我和岳父劝她去医院看看，她告诉我们：“我不是有病，只是‘业力’太重，理当此难。需要‘消业’才能化灾。有了女儿的‘功力’帮助，就能把‘业’全消了，就能成正果。”杨玉珍坚决支持母亲的做法，她下班回家的惟一事情就是在家‘练功学法’，不停地为母亲‘发功’。我的父母不知道杨玉珍习练法轮功的事，为了我俩的婚事，正在张罗到处领我看房子。我想等买了婚房结了婚，杨玉珍脱离这个环境就好了。

　　可是等我买了房子之后，我俩却正式分手了。这要从2003年3月的一天说起，当时杨玉珍为了表达“大法弟子”对李洪志的虔诚，为了帮母亲“消业祛病”先后购买了塑封机、装订机、打印机，偷偷在自家电脑从明慧网上下载、打印、复印法轮功的材料，并约我和她一同出去散发。我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当即拒绝。杨玉珍执拗地告诉我这是对我最后的考验！但我态度坚决。回想起毕业这几年杨玉珍人不人鬼不鬼的行为我毅然选择了分道扬镳。当时岳父一气之下动手打了杨玉珍，并砸毁了所有的设备和资料。分手之后我虽然多次相亲，但是心中总也摆不脱杨玉珍的影子，不是对方挑剔我，就是我感觉不合适，对象始终没有谈成，这一拖就是五年，把我从青年拖向了中年。

　　我俩重叙旧缘要从2008年8月9日说起，那天早晨我突然接到了高中同学的电话，告诉我杨玉珍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我和在丹东的几位同学立刻赶到杨玉珍家，杨玉珍的父亲还原了当天的过程：两天之前，岳母正在家盘腿“打坐练功”，杨玉珍和往常一样为母亲“发功”。岳母突然大口咳血随之呼吸困难，两手紧紧攥、脸色发青，人一下子歪倒在地上，继而身体开始不断地抽搐，一下子昏死过去。此时的杨玉珍也懵了，顾不上“发功”了，也顾不上念叨“消业”咒语了，急忙拨打了120，叫来救护车将母亲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经诊断后决定将其转院到丹东传染病医院。传染病院的医生看到岳母的片子后，顿时惊异不已。他愤怒地责斥杨玉珍：“你怎么照顾的？她的左肺都已经烂掉了，全没了！”抢救了一天一夜，最后把气管都切开了，也没有挽留住岳母。使我不解的是医学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岳母竟然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岳母的离世对于杨玉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杨玉珍的父亲为了报复这对不顾家庭一心“练功”的母女，在八个月之后就把杨玉珍的继母迎娶进门，杨玉珍受不了打击搬了出去。杨玉珍后来对我说，自从母亲惨死在“练功座”上使她对“练功”有了动摇，她对为母亲临终前还“发功”的行为后悔不已。尤其是母亲死于完全可以治愈的肺痨，她对自己几年耽误母亲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的荒唐痛恨至极。她想退出法轮功，但是怕退出了遭到“大法”的报应，怕被“淘汰”，“师父”会惩罚。就在她困惑的时候，杨玉珍单位的领导来到她身边。在大家的规劝下，她终于走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我现在还保留着她当时发给我的一条短信“山径之蹊间，介然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2012年8月26日婚礼在鸭绿江边一家酒店如期举行，年近不惑的我们迎来了姗姗来迟的婚礼。我们迟到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责任编辑：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