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仰绝对自由”论站不住脚
《资料》中，“法轮功”提出“信仰绝对自由”论的观点。主要依据有二：一是《世界人权宣言》，二是中国的《宪法》。其文字相当简单，共73个字。仅仅提出“公民信仰自由是天赋的人权”，特别强调是“上天”赋予的，极具神话色彩。
首先，我们看《世界人权宣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部公约性质的国际文件，1948年12月10日出笼时，仅有56个国家签署，现在达到了185个国家和地区，显然不具有普适性，更不具有强制性，也不具有代表某个国家法律法规的性质。“法轮功”的那位律师称的“非法性”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法，这简直是犯低级常识性错误。况且，《世界人权宣言》包括的序言和30项条款中，有19项涉及公民和政治权利，6项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全面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民铲除法西斯主义、根除战争祸害和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的普遍要求和愿望，表达国际和平、民主和正义力量的共同主张。
“法轮功”想用“信仰绝对自由论”观点偷换“基本人权”概念，鱼目混珠，混淆视听。这与《宣言》的初衷大相径庭，相差甚远。《宣言》中提出的人的宗教或思想信仰自由的获得是以推翻法西斯主义，国家取得独立自主权利为前提的。它所提出的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一是真正体现人人平等的普遍价值。人权概念最初提出时，不论在美国的《独立宣言》，还是在法国的《人权宣言》中，使用的都是“rights of man”，不仅在字面上将人权的主体限定为“男人”，而且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将享受人权的主体限制为富有的白种男性。而《世界人权宣言》则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普遍性的“人权”概念即“humanrights”，将人权的主体确认为无差别的人，即“human being”。正如《宣言》第二条所宣布的，享受《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的主体，是“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见解、国籍或门第、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的所有人。二是《宣言》在国际范围内确认了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实实在在的体现了与人衣食住行等生存和生活内容相关的人权，与“法轮功”所说的是“上天”赋予的神权不相符，更与“信仰绝对自由论”无多大联系。还有，《宣言》所说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是一个狭义的、相对的概念。“法轮功”完全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不顾《世界人权宣言》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和进步力量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压迫的历史背景及真正内涵，不加研究，搞拿来主义，为他所用，为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乱找托词罢了。
其次，“法轮功”想用我国的《宪法》作幌子，干欺世盗名，营销私货的勾当。《宪法》是在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人权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制定的，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近年来，随着“宪法”意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觉醒，《宪法》得到不断完善，宪法文化正在兴起，人们对宪法文化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国的宪法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专制政府统治之下，既无法治传统，更无宪法至上的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宪法及各种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人们的各项权利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既照顾了历史原因，又符合现实需要，它是我国实现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我国宪法对人权的规定十分详尽，使人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任何违反人权的行为都是违背人民意愿的，都是党和国家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我们宪法和法律所提的“一切自由”，必须符合我国的国情，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意愿，也必须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需要，不能简单照抄照搬，不能搞形式化。这在我国的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那位为“法轮功”喊冤叫屈的“大陆律师”，简单的提出一个“信仰绝对自由”概念，是与我国的法律、法规不相符的。“法轮功”如此宣传，是在拉大旗，当虎皮，旨在混淆是非，糊弄人罢了。事实上，“法轮功”希望有绝对的、超乎一切的自由观点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的。
二、“邪教不能入法条处理”论站不住脚
首先，邪教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认清。邪教这个概念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其意义和界定都大同小异，并且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反对。西方国家称邪教为“极端信仰团体”或“膜拜团体”（cult）。国际上经常被引用的邪教定义是美国家庭基金会（简称AFF）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邪教是一种对某人、某个观念事物怀有巨大或过度热衷的团体或运动；为了团体领袖的目标，往往通过损害成员及其家庭、社区的利益，并通过反伦理手段进行控制（比如培养对团体强大归属感和脱离团体的恐惧感，施加强大的精神压力，信息控制，对社会和人进行激进的、绝对的评判，或者是好人，或者是恶魔等等）。按照世界各国多数学者认同的标准来分析，判定世界当代邪教最主要的要素有六点，一是绝对或神化了的教主崇拜；二是宣扬具体的末世论；三是编造并宣传歪理邪说；四是对信徒实行精神控制和摧残；五是非法聚敛钱财满足私欲；六是秘密营私，利用包括恐怖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危害社会。事实上，这些都符合“法轮功”的特性。
其次，邪教已经被许多国家纳入法治管理体系。那位所谓的“法轮功”“大陆律师”，在给我的信函中大肆声称政府是没有资格做正教或者邪教的评判者，世俗政府不能管神学领域的事情，一副为全世界邪教鸣不平的样子。这不是显然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及其民众作对吗？况且，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深受邪教之害，都在陆续制定打击邪教的相关法律和法规，尽量压缩其生存空间，降低其危害。如法国早就于2001年通过了《对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邪教组织加强预防和惩治法》（简称《反邪教法》），日本为打击奥姆真理等邪教也出台了《关于对实施大规模滥杀行为的团体进行限制的法案》……难道他们都搞错了吗？
那个所谓的“大陆律师”言语中还以在有的国家法条中鲜见“邪教”字眼为由，来攻击我国利用法律对邪教实施打击，那更是站不脚的。他说历史上只有“异端邪说”之称没有“邪教”之说。这不是闹笑话吗？这就像“爸爸”和“父亲”这两个词语，本质上完全是一回事。事实上，他相当于承认了“法轮功”是邪教，但诡辩就是不能纳入法律条款，不能像“异端邪说”一样遭到打击，要根据他们意愿要求，政府不能管邪教，要给世界上“法轮功”等邪教一块地盘，让他们独立于地球人管理之外，变成一个有绝对自由的神的世界。对于他这样的要求，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答应。如果不对邪教进行依法处理，公共管理肯定要失范，天下要大乱。相反地，把邪教纳入各国法条进行处理，那才肯定是情理中的事情。
另外，各国法律条款对邪教这个字眼的提法肯定是有区别的，但对其本质的认同及行为处理趋于一致。
三、“法轮功无害”论根本站不住脚
那位所谓的“法轮功”“大陆律师”在给我的信函中用大篇幅文字，宣传“法轮功”对社会有“百益而无一害”，不具备依法处理的条件。同时，他似乎在刻意提醒人们，宗教有问题、有社会危害一样，非常急切而直白地声明，说“法轮功”不是宗教，其理由是“法轮功”的存在和传播形式与宗教有巨大差别，即“法轮功”没有任何入教形式，没有固定场所，没有宗教仪式，没有神职人员，没有组织形式，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更没有任何惩戒措施，想炼就炼，不想炼就不炼，来去自由，绝不强求，也不要学员一分钱，严禁各地佛学会存钱、存物，杜绝任何形式的捐献等等，说的冠冕堂皇，好像“法轮功”是世界上最圣洁的功法教派。众所周知，正规宗教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是法律所允许的，都是受保护的。“法轮功”此举不是又在与世界各国及其民众作对吗？显而易见，其目的是想干扰人们的视线，尽可能的脱离宗教往“法轮功”邪教里面钻罢了。
“法轮功”到底有无危害？人们太清楚不过了，其危害性早就昭然若揭，彰显天下——
一是“法轮功”大搞教主崇拜，实行精神控制。“法轮功”教主李洪志自我神化，以救世主自居，要求信徒对自己顶礼膜拜，绝对服从，大肆宣扬世界末日论，频频发出“世界末日就要来到”、“大灾大难即将降临”等“预言”威胁恐吓世人，以“拯救人类”为口号蛊惑人心，诱骗人们上当，加入，在此的基础上，对信徒大力实施精神上控制，以种种方式对其成员不断强化心理暗示和自我暗示，把他们的人生追求从社会实践引向虚无缥缈的境地，以保证其信徒效忠自己，并不择手段地非法敛取钱财，还以教主为核心的严密组织，进行诡秘活动……
二是“法轮功”组织方式极为严密。李洪志于1992年创立“法轮功”后，就在北京设立了“法轮大法研究会”，自任会长。此后，又陆续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39个法轮功辅导总站，总站下又分设了1900多个辅导站、28000多个练功点，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1995年起，在叶浩等人的帮助下，他们即开始在美国、加拿大设立网点，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随后“法轮功”站点纷纷设立，形成以国际互联网为主体的、多种语言的传播网络系统。借助这个系统，李洪志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调动人马。在国外发布一道道被称为“经文”的秘密指令，诱导“法轮功”练习者逐渐走上与社会对抗的道路。
三是“法轮功”严重危害人们身心健康。“法轮功”教主李洪志授意信徒编造“万人调查”的假报告，杜撰“功到病除”的假案例，怂恿修炼者天天交流“信则灵、练就行”的假心得。受这套邪说的蛊惑欺骗，一些修炼者有病而自以为“感觉良好”自欺欺人；一些修炼者有病而不就医吃药，称之为“消业”；不少人因拒绝医治或延误医治而魂断“法轮功”。据不完全统计，至1999年7月全国因修炼“法轮功”致死1400多人，仅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7家医疗机构收治的因修炼“法轮功”导致精神障碍的就有100多例……
如此种种，简直太多太多。
综上所述，那位“法轮功”的所谓“大陆律师”提出的“处理法轮功属非法”的谬论，真是欲盖弥彰，既暴露出其粗劣的骗人伎俩，更凸显其垂死挣扎的邪教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