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红，广州人，大学文化程度。我在生活中遇到一名姓张的湖南人（张新棋），在和她交往中，她告诉我一件有关“1·23”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还以“十大疑点”来撇清参与者不是法轮功学员，同时还编造说是政府造谣。我听后，对法轮功产生较强的厌恶感和对这群所谓讲“真相”的人感到可悲，因为我亲历了这场血淋淋的事实。

　　我在北京医科大学外科系读书期间，因实习原因，于2000年底被分配到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实习。在实习期间我们一般会被安排到医院的各个科室轮转学习，各科室学习的期限一般为一个月左右。

　　2001年1月，我被分配到该院的烧伤科。23日那天下午，突然听到科室内通知叫部分医护人员紧急到急救中心准备急救。我们赶到急救中心后，大约等了近二十分钟左右，先后有四辆救护车开进急救中心，最先到达的是刘思影和陈果，其后是郝惠君，最后到达的是王进东。

　　刘思影、郝惠君、陈果三人一进入急救中心。由于伤势严重，在急救中心手术室，我们便对她们三人进行了气管切开术，褪去她们身上的衣服后，送至住院部烧伤科进行下一步抢救。

　　王进东是四人之中烧伤程度比较轻的一位，在急救中心，我们就对他进行了补液、剃发、退皮等烧伤部位的处理。由于我是实习生，没有实践经验，后被安排到护理王进东那一组。医院根据他们四人的伤势情况，决定先保证他们的生命体征，控制病情，防止恶化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从他们四人被送进急救中心，到给他们实施初步抢救，保证基本生命体征，结束已是凌晨一点多钟。在对他们进行抢救的过程中，医院外部一直聚集着大批记者，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因为房屋失火，没来得及逃脱而被烧伤，直至第二天才听说他们是练习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把自己焚烧成这样的。

　　王进东是他们四人中烧伤程度相对较轻的一位，医院根据他的伤势情况于第二天给他做了第一次的植皮手术。其他三人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于三天后依次做完第一次植皮手术。由于他们这次集体自焚事件在国内十分罕见，各大媒体纷纷把目光投向这里，想从这四名当事人的嘴里探听事件的始末。由于王进东伤势相对较稳定，原定1月26日下午的采访因为他个人原因而被取消，后经协商正式采访在1月27日中午进行。

　　我作为实习生被安排在护理王进东那一组，我亲身接触到他前期治疗的全过程，在治疗期间他也曾一度拒绝接受一切治疗，不配合我们的护理工作，碍于他本人病情伤势情况，他没有能力强行拒绝，所以并没有影响对他的治疗。其他三名伤者，虽然我没有直接接触过她们，但同在一家医院，我也看过她们的治疗情况。为救她们，医院不惜花费巨资，采用最先进的抗体药物，曾先后四次由国外进口最好的烧伤药物。陈果、郝惠君大面积烧伤，全身皮肤几乎全部坏死，对于她们的植皮根本没有可能自取其原体皮肤，所以只能采用人造皮进行手术。由于人造皮没有汗腺和毛孔，不具备皮肤的正常功能，看到她们因为人造皮无法自行散热排汗时所出现的痛苦表情，可想而知她们在经历着怎样的煎熬。郝惠君的眼睛被烧伤，已坏死，为防止溃烂导致脑部感染，医院对她进行了眼球摘除术。刘思影烧伤面积只有近40%左右，但面部、双手都是属深三度烧伤，由于年幼，自身体质、免疫力低下，尽管医院全力抢救，但最终还是由于感染引起病变导致全身器官衰竭，于事发后两个月内死亡。刘思影直至死亡之时，都不知道她的妈妈已在事发时就离开了她。

　　因为实习排期的原因，一个多月后我被转到其它科室学习，但偶尔也能听到有关他们的情况。当我离开时，王进东面部植皮已全部存活，并基本可以下床活动。郝惠君、陈果则在这段时间内先后进行了三、四次大手术，术后也曾出现过感染情况，经抢救才暂时保住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脱离危险期，她们还要接受多次手术，在这期间还有出现感染、低血糖、低蛋白、呼吸衰竭、脱水、溶血症、败血症等多种并发症的可能性。

　　在为他们治疗期间，医院门口一直有人在议论这件事，为防止影响他们的情绪，医院护理人员很少提到外面的情况。直至两三个月后，郝惠君无意中听说法轮功练习者说她们不是练法轮功的，导致她情绪一度失控。与他们接触的那段时间里，我真的很难想象究竟法轮功有什么魔力，而值得他们去为它放弃生命的。刘思影气管切开后，每日要对她进行吸痰、清洁气管的处理，看到她小小年龄要忍受抽缩之苦，真的好寒心；陈果，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看到她以前拍摄的照片，真的无法相信眼前好似一个怪物的人与这相片上的花季少女有任何联系。有多少人在为她感到可惜，为她以后的生活担心啊。

　　在医院实习结束后，因户口无法转到北京的原因，我才决定回广州进入企业工作。时隔多年我已淡化了这段经历，但今天已经失去人性的法轮功让我再次忆起这桩血淋淋的往事，我真为这群人的无知感到可悲！

【责任编辑：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