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李桂英，1947年出生，家住上海徐汇区。姐姐六十年代赴新疆阿克苏农场，八十年代初返沪后在区物资局工作,姐夫在市工业局上班，独子在浦东外资企业工作，一家人生活得和和美美。1997年2月，50岁的姐姐退休了，好强的她对一下子空闲的生活不适应，感觉身体哪儿都不舒服，常焦虑发怒，晚上则失眠。医生说这是更年期综合症。

　　1997年初秋，听人说练法轮功可治百病，姐姐便找到附近的公园练功点参加了练功。练了一段日子后，姐姐心情好了些，各种症状也缓解了不少。她认为是法轮功的功效，便迷上了。那段日子，我每次去姐姐家，都见她捧着本《转法轮》看得津津有味，还欣喜地告诉我，她练的是“宇宙最高层次的大法”，只要坚持苦练，就会把前生今世的“业”全消掉，今后就不会再生病了。那时的姐姐，用姐夫的话说，简直“走火入魔”了。每天凌晨4点钟就起床，先看一个小时的法轮功书籍，再赶到公园参加集体练功，然后回家简单吃个午餐，又去功友家参加下午的“学法”交流活动。晚上，最后一口晚饭还在嘴里，就急忙打开录音机，播放练功音乐，盘起腿练功，一坐就到半夜。就这样，姐姐整天忙得连买菜做饭也顾不上，丈夫和儿子下班回家，再也吃不上热乎乎的晚饭了。不仅如此，姐姐在练功、“学法”时还不许周围有干扰，家人看电视说话都不行。姐夫抱怨几句，姐姐就生气发火，指责他是“常人”，根本不懂“修炼人”的事。时间一长，一向孝顺的外甥也干脆搬到单位宿舍去住了。

　　随着姐姐越来越着迷练功、“学法”，她的行为举止愈发奇怪。她把医生给她开的调理更年期的药全扔进了垃圾桶，说生病是因为“业”，药是起不了作用的，练好了就再不会生病了，“师父”也会给她“清理”身体的。由于白天晚上都不好好休息，加上营养不够，姐姐的身体大不如前。有时打坐练功，没一会儿居然就歪着身子睡着了，醒后她却兴奋地嚷嚷，“这下你们信了吧，这就是‘大法’的神奇，我的失眠都给治好了”。

　　1999年6月的一天，气温高达36度，姐姐不顾暑热坚持练功。长期的身体透支，使她终于支撑不住——昏倒了，幸亏姐夫在家，马上打120叫了救护车。可是，姐姐醒来见自己躺在医院里挂针，立即大吵大闹，怒斥丈夫和赶来的儿子，骂他们都是“魔”，毁了自己两年的辛苦修炼。她不顾众人阻拦，挣扎着拔了输液针，拖着虚弱的身体，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医院。从此，姐姐便把丈夫视为仇人，整天嚷着要离婚，一口咬定是姐夫毁了自己的“圆满大业”，唯有离婚才能向“师父”谢罪。姐夫被逼无奈，只得应允。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两人各住一间卧室，姐姐还叫人给她的房门和窗户都安装了铁栅栏，说今后再也没人可打扰她练功了。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兴冲冲跑去告诉姐姐，心想这下她该醒悟了吧！想不到姐姐大发脾气，声称这么好的功法她绝对不会放弃的，任凭众人反复开导，就是听不进去。此后，虽然不再出门公开练功了，但其实仍与少数“功友”私下联系往来，甚至还和功友一起参加“弘法”。2000年2月，姐姐和一伙人偷偷跑去北京“弘法”。2001年1月，姐姐又跑到居民小区散发法轮功宣传材料，还说什么政府不让自己“做好人”，断了她的“圆满”、“成仙”之路。

　　2001年夏天，外甥把女友第一次带回家，姐姐先是不理不睬，接着又超乎寻常的热情，拉着女孩介绍法轮功如何好，鼓动她一起练，吓得女孩饭没吃就跑了。那段日子，一墙之隔的姐夫半夜常听到姐姐有时哈哈地笑，有时呜呜地哭，姐夫不放心地去敲门，姐姐就骂他多管闲事。有时我做些姐姐爱吃的荠菜馄饨送过去，想借机劝劝她，但每次她都将我拒之门外。姐姐已经完全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把关心她的亲友一律视为仇人，恨之入骨，而那些“功友”的撺掇，她啥都听。深夜还会踟蹰在大街上，拉着路人就宣扬法轮功是好的，不练功的是垃圾，马上就要被“淘汰”了。姐夫怀疑姐姐精神出了问题，但要让她上医院却是十分棘手的事，劝过多次都遭到激烈反对。2003年5月，在社区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几个亲戚一起把姐姐送去医院检查，诊断的结果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从姐姐被诊断为“精分”至今快10年了，虽然经过治疗使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更多的时候仍神志不清，狂躁不安，常独自念叨“法轮世界”、“圆满成佛”等。面对姐姐的恍惚木讷，看着姐夫一脸的疲惫，至今仍单身的外甥也是沉默寡言，这都是练法轮功惹的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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