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玉珠，今年41岁，大专文化，家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府山街道，现在市区某银行任职员。丈夫在市区某企业工作，女儿读初中，丈夫体贴、女儿孝顺，一家人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现在单位上班，工作敬业负责，一年多时间就成为了单位的业务骨干。

　　1997年4月，我因颈椎病开始接触法轮功，通过有规律的打坐练功，病情得到了缓解，人也变得有精神。从此，我对法轮大法产生了好感，学法更加“精进”和执著。我悟性好学东西快，这种优势为我的“渐悟”和“上层次”打开了方便之门。

　　1998年7月，我感觉自己有点开功开悟了，经常会感到小腹部位有个法轮在转个不停，而且还能看见红色、绿色、紫色等各种不断变化着的颜色，但这种景象时而有时而无，幻觉出现时我惊奇万分，未出现时我又患得患失，变得抑郁寡言性格孤僻。为了“上层次”、求“圆满”，我不断地加大“学法”练功强度，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修炼上，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工作中神不守舍，丈夫的责备、女儿的埋怨、领导的批评都对我不起任何作用。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并不认同政府的做法，内心非常抵触，但又担心公开与政府对抗会丢掉工作，便一直偷偷地在私底下练习，且越陷越深。可是，我苦苦追求的“圆满”却没有任何征兆出现。功友告诉我要放下顾虑，放下“怕心”才能突破“层次”。

　　2000年，李洪志的《去掉最后的执著》、《走向圆满》等“经文”的发布，鼓足了我为大法“正法”、“弘法”的信心和勇气。之后三年多时间里，我不遗余力地制作、复印、散发各种法轮功宣传资料，先后多次参与并组织法轮功地下活动，多次被查处，但是我依旧执迷不悟。我整天不着家，更顾不上家，疏于管教女儿，经常与丈夫吵架，每次都不欢而散，女儿弱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2004年，为了缓和僵局，丈夫把远在外地的父母接到家中常住，一方面帮助照顾女儿，另一方面让他们做我的工作。父亲一直有病在身，高血压、肺气肿的毛病时好时坏，为了我们能好好过日子，他还是执意要过来。在父母到家的第二天，我便开始每天不断地给父亲灌输大法理论，让他和我一起打坐练功，在我的极力影响下，父亲也开始练功。我按照“师父”要求，让父亲停止吃药，哪怕是在他咳嗽厉害、呼吸困难的时候，也不让他去医院。

　　2005年6月，父亲的病情加重，呼吸变得困难，打坐几分钟就撑不住要躺下。看着痛苦的父亲，我便用“师父”的话来引导和强化他，生病痛苦是因为身上有黑色“业力”存在，在修炼过程中，“业力”转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修炼之人既要劳其筋骨，还要苦其心志，才能守住心性提高层次，彻底化解苦难。父亲的“层次”不高，“学法”也不“精进”，到后来甚至出现了信念动摇，多次提出让我带他去医院检查，但都被我一再拒绝。后来，母亲和丈夫知道这一情况，开始阻拦我和父亲练功，可我根本不予理会，坚定地认为要“上层次”，必须守住“心性”，去掉常人之情。

　　2005年10月，父亲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血压明显升高，收缩压178mmHg、舒张压110mmHg，肺气肿的毛病也因经常感冒而不断加重，呼吸异常困难。父亲主动向我提出：“玉珠，我们放弃吧，这个功法根本没有效果，我和你一起修炼一年多时间，非但病情不见好转反而不断加重，你早点送我到医院检查治疗，我们还是相信科学吧！”我却固执地指责父亲，让他把常人的欲望放下。

　　2005年12月的一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样来到父亲房间，到床前叫他起来打坐练功，可叫了半天都没反应。我当时心里有点开始害怕，把手伸到鼻前似乎还有微弱的气息。于是，我快速地让自己镇静下来，想到了“发正念”，请“师父”的“法身”来保护父亲。此时，闻声赶来的丈夫和母亲，发现父亲情况不对，不顾我的阻挡二话没说打了120急救电话，把父亲送往医院急救。

　　经医生诊断，父亲长期血压升高，增加了左心室的负担，使其长期受累，左心室因代偿而逐渐肥厚、扩张，形成了高血压性心脏病，长期的停药不接受治疗，肺气肿日渐严重，呼吸变得异常的困难，最终导致心力衰竭。主治医生责备家人，你们也太不小心了，本来这种病通过药物控制不至于这么严重的，现在已经晚了。

　　两个星期后，父亲因抢救无效死亡。父亲的死给了我当头重重一棒，慢慢地我开始质疑和反思李洪志的各种理论，大法不是说只要虔诚修炼必会有回报的吗？为什么我修炼到这么高层次，还是无法给家人带来福报？在父亲快要死的时候，“师父”的“法身”去了哪里？我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与挣扎中。

　　在丈夫和母亲不离不弃地关心、照顾下，在反邪教志愿者热心帮助和引导下，我终于摆脱了法轮功邪教的精神控制。迷途知返，以父亲的生命为代价，这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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