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玉霞，今年46岁，曾经在农场煤矿上班，后来由于身体不太好，经常头晕耳鸣，浑身无力，就下岗回家照顾孩子和老人了。我的丈夫是一名厨师，原来在农场跟朋友合伙开了个小饭店，生意不是很好，便到西安一个远房亲戚开的东北餐馆里做厨师。赚钱不是特别多，但是担负一家老小的生活开支还是没问题的。丈夫挣钱，我负责在家照顾儿子和老人，一家人的生活不是很富裕，但是也算和和美美的。

　　2000年8月的一天，我逛街时在商场里遇到了以前的同事王姐。由于平时一直在家照顾家庭，我很少有自己的朋友，所以遇到王姐格外的亲切。正好是该吃午饭的时间，我们俩便找了一家小饭馆，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天中王姐神秘兮兮的告诉我，她最近练了一种功，练完自己的很多病都好了。我问王姐她练的是什么功，她跟我说是法轮功。当时我吓了一跳，虽然我不是很关心国家大事，但是我也知道国家当时不允许练法轮功，也就没接茬。吃完饭我们一起逛街，然后互相留了手机号码。从此，王姐隔三差五就联系我，鼓动我和她一起练功，给我送书，还给我“讲法”。慢慢地，我从最开始的拒绝到接受，到最后跟着简单的习练。从练功开始，我按照王姐说的，每天早睡早起，白天除了照顾老人孩子，做家务，就是看看书，练练功。如此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调节了身体机能，我觉得自己不头晕耳鸣了，浑身也有力量了，我开始越发的深信王姐的话，坚信法轮功真的是能祛病健身的。加之我也很赞同李洪志提出的“真、善、忍”，于是我对法轮功及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开始深信不疑，期待自己有“圆满”的一天。跟功友们相比，自己习练法轮功的时间比较晚，怕被落下，所以我开始每天大量的“学法”，不间断的“练功”。

　　随着“练功”的深入，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自己在家练功了。从2001年4月份开始，我到处的“讲真相”，发展功友，我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在造福大家。为求早日“圆满”，我常与王姐等“同修”们一起出去散发法轮功宣传品。随着“练功”的逐步深入和痴迷，我的心思已经完完全全的用在了法轮功上，把原本幸福的家庭渐渐的放在了一边，扔下了年幼的孩子和日夜打工的丈夫，以及年迈的老人，一头扎进了习练法轮功的漩涡不能自拔。

　　2001年9月份，孩子该上小学了。别人的孩子上学都是父母送到学校去，可那时候的我心已经不在家庭和孩子身上了。看着我对家里不闻不问，一门心思“练功”的样子，长期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每天都是长吁短叹的，嘴里念叨着“造孽啊”。腿脚不好的老父亲每天起早贪黑的替我接送孩子，给孩子做饭，为孩子检查作业。为此，远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只要给家里打电话就会和我吵架，后来索性我就不接他电话了。时间久了，家里人看管不住我了，也就没人理我了。那时候的我，非但没有认识到对不起父母孩子和丈夫，没有认识到亲情的流失将对我的家庭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反而为自己能放得下亲情而感到骄傲，我觉得自己又上了一个“层次”。我开始更加疯狂的“练功”、“学法”、“讲真相”，我的生活中除了法轮功和李洪志，已经容不下其他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了。

　　2004年的时候，母亲病情恶化，家人要送去医院治疗，可是我坚决不允许。执著于“消业论”的我，认为这是“宇宙主佛”在考验世人，上医院会把“业力”压回去。家人没有理会我，将母亲送入了医院。母亲在急救室内呆了三天三夜，算是从死神手里抢回一条命。这三天里，我没有去医院一趟，因为我的冷漠，家人对我彻底寒心了。母亲出院后，父亲也累的病倒了，为了照顾家人，我丈夫辞掉了西安的工作回来了。吵也吵过，闹也闹过，可是我依旧对家里的任何事情都毫无反应。无奈之下，丈夫选择在农场一家小饭店里继续当厨师，一边打工一边照顾生病的父母和读小学的儿子。那时候，我儿子见到我几乎都不说话了，即使说话也是说他恨我，可是那时候我一点都不心痛，甚至有点沾沾自喜，我认为我彻底的过了亲情关，我觉得我又上了一个“层次”。

　　时间转眼到了2008年，家里的积蓄这些年已经用的差不多了，一边打工一边照顾老人的丈夫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的管教儿子。15岁的儿子从最开始的旷课到逃课，最后发展成每天和一些同样表现不好的孩子在街头流浪，他们唯一的营生就是上网，可上网需要钱，没有钱他们就去偷。一时间，孩子成了农场的“名人”，我丈夫抬不起头，背上了重重的思想包袱，整个人差点崩溃。卧病在床的老人、一贫如洗的家、深陷迷途的儿子、精神恍惚的丈夫、痴迷法轮功的我，我们的家快要支撑不住了。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一点点的从我所看到的家庭破碎、孩子受害等严酷的现实中清醒过来。我和丈夫重新开了家小饭店，生意还不错，老人的身体依旧不是很好，需要卧床静养，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很好，孩子也走上了心灵健康的道路，生活又回到了正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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