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成容，女,今年72岁，家住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天兴小区16号，原国有企业天兴仪表厂退休职工。老伴王庆华，生前是天兴厂退休的副厂长。老伴与我同甘共苦，携手走过了41年。都是因为我，老伴气病身亡，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让我始终心怀愧疚，孤独到老。 

　　那是1996年夏天，厂里销售员蒋晓梅从外地出差回来，带回了一种气功功法，听她说练那种功能够修养心性，治病效果也特别好。身患风湿多年的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她学习，单位几位同事也争着要跟她学，她就给了我们每人一本《转法轮》书籍和两盒练功用的磁带，还手把手的教授我们方法。当时我如获至宝，认真阅读资料，用心习练，晚上还跑到厂俱乐部练功点，和同事们交流心得。一段时间后，大家纷纷都在讲述练功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德行有所提升，并信誓旦旦说要按“师父”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我也在“法轮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单位练功的人越来越多，小蒋也自觉担任了我们厂的小站长，辅导时经常给我们讲：“‘师父’说过，人之所以得病，都是因为前世作孽过多，身上的业力太重，只要练功消业，病痛就会好起来，功力达到一定层次，功德圆满还能飞升天国。”于是我每天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家里大小事都顾不上了，憧憬着层次升高后有更神奇的效果。老伴觉得锻炼身体是好事，看我练得十分带劲，他主动接管了做家务和接送孙女上学的任务。老伴是单位的业务副厂长，日常工作非常繁忙，女儿女婿是单位的技术研究骨干，当时正在进行一个项目的技术攻关，小儿子又远在重庆上班。工作和家务，老伴一个人全承担下来了。 

　　老伴见我成天不是诵读经文就是盘腿打坐练功，家里什么事都不管，还经常约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家里来，时间一长，就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结婚几十年从没红过脸的他，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说我简直象得了神经病，哪有像我这么锻炼的。我告诉他，里边的奥秘你根本不懂，我练功还不是为全家好。他认为我是在说胡话，一气之下，就从我手中夺过《转法轮》书籍，重重地甩在地板上。我很生气地说：“那可是‘大法’的书籍，你这样会遭报应的。”就这样，我们几个星期都没说过一名话，过起了家庭冷战式的生活。1999年3月，他积劳成疾，曾一度躺在病床上，我不仅没有分担家务，没关心他是什么病，还对他说他生病是身上的业力太重，劝他也来修练法轮功，可以保我们一家都平平安安。老伴根本不予理会。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老伴对法轮功有了清醒的认识。厂里让老伴给我做工作，他给我说法轮功并没有什么神力，所谓的病练好了都是自欺欺人，劝我放弃。那时，我满脑子全是经文，哪里听得进去，反而说他是“常人”，和自己根本不在一个层次，还发着正念盼望“师父”的法身能帮助清理身边的这些“污秽之气”。老伴见我太固执，不顾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拉着我到附近河边公园转悠散心，试图转移我的注意力。但我深陷“消业”、“上层次”的“大法”不能自拔，一边和他散步，一边心里默默背诵着经文。只要他不在，我就找功友学习“师父”最新发表的新经文。后来，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偷偷丢掉了我练功的书籍和用品，并将前来找我的功友骂走，气得我只好离家出走。老伴和儿女四处打听，找了近一个月也没有音信，家人非常着急，以为我出事了。那段时间，老伴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卧床躺了一个多星期，哪知我却躲在功友刘琼姐家，和她一起快快乐乐地琢磨着功法。 

　　2000年2月，“师父”又发新经文了，要求“弘法”的大法弟子走出去。于是我和平时要好的几个“功友”相约去了北京，后被遣送回来，单位叫老伴来接我。老伴脸色铁青，看得出来他内心非常愤恨，但他还是硬压着内心的痛苦，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我把你平时喜欢穿戴的围巾、帽子、手套和棉衣都带来了，天气冷，你把它穿上，跟我一起好好回家生活。”我想到他曾经毁过我的练功资料，并赶走过我的功友，非常生气，根本不理会他，要他做出承诺，答应以后不准管我的事。无奈之下，他答应了我的无理要求。“师父”说过，要想功力上层次，就得放下亲情。回家后，我仍坚持与这个“背叛”了“师父”的人分房居住。 

　　2005年8月的一天傍晚，我怕张贴的“法轮功”资料被人撕掉，想贴高一点，就找了个简易梯子。在贴的时候，扶梯滑倒了，我从梯子上摔下来，右腿摔骨折了，功友刘琼把我背回家。老伴看我这个样子，二话没说，日夜照顾我，还主动提前一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守在我床边，给我讲我们年轻时开心快乐的事情，讲我曾经获得过的先进生产者、优秀职工、学习标兵等荣誉，讲现在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得如何如何的好，他始终相信在他的关爱下我有醒悟的一天。这时的我，一心只想着苦练精进，“上层次”，走向“功德圆满”，他说的话哪里听得进去。在家躺了３个月后，我稍微能走路了，趁周末就到小区去散发张贴法轮功资料，偶尔也会碰到原单位的同事，遭到他们的冷眼，有的还向老伴反映说你家老李四处乱塞乱贴，影响了他们的信箱收信和卫生，有的还背后指指点点，冷潮热讽，说什么一个连自己老婆都管不好的人，还管几千人呢？作为一名老干部、老党员，一辈子要强，实在接受不了这眼前的事实，原本性格开朗的他整天唉声叹气，每天买菜回来就窝在家里。可能是长期精神压抑，身体一天天差下去，病痛也明显增加，经常说气闷胸痛。一天，儿子、女儿看他痛得实在难受，就把他送到华西医院检查，结果老伴已患上了心脏病，血压也明显偏高。 

　　2006年8月12日, 老伴病又犯了，正躺在厂医院住院。功友刘琼姐来电话了，叫我和她晚上一起去河边公园散发资料，我二话没说，晚上11点过就和她秘密到了公园。我们看四周没人，就偷偷把资料往树上张贴，没想到一对情侣突然窜出来，将我们挡住，报了警。我被送进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派出所人员打电话通知老伴领人。后来听儿子说，当时老伴接到电话，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脸色发青，捂着胸口不停的呻吟，医生赶来抢救，但为时已晚，不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呼吸，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老伴走了，当时我还想，这都怪他自己，这就是长期反对我练“法轮功”遭到的报应。可三个月不到，曾经给我传功的蒋晓梅在10月2号到重庆出差的路上出车祸死了，11月4号，曾经和我们一起“练功”的黄永芳也因子宫癌去世了。“师父”不是说练功可以祛病、可以保平安吗？她们“练功”那么精进，怎么就没有保护到自己呢？我对“法轮功”开始产生了怀疑。 

　　当初老伴、儿子、女儿和志愿帮教人员反复给我讲的那些道理，回想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渐渐地，我也看清了“法轮功”的真面目，我发誓再也不信了，要彻底从法轮功的泥潭里走出来。只可惜，后悔已经太晚了，不是我那么痴迷“法轮功”，老伴也不会早早离开人世。多少年了，每当我走到老伴的遗像前，都要深深的鞠上愧疚的三个躬，流下一串串忏悔的泪水。 

李成容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