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淑琳，女，今年45岁，初中文化，原是灵丘县武灵镇康北社区服务中心的一名职工。我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体贴能干，女儿健康可爱。但自从我习练上法轮功之后，自己的美好生活便被李洪志给彻底的葬送了！今天我要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练功历程讲给大家听，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再走我的老路。  

　　我早年患有神经性偏头疼，虽说是间歇性的，但有时犯了病疼的甚至要在地上打滚，到处寻医找药，花了不少的钱，却一直没有治愈。  

　　1998年，为了治病强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在别人的劝说下练习上了法轮功。起初，我只在工作之余看看《转法轮》，跟着功友打坐练功。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到自己头疼的次数确实比以前少了许多，身体状况逐渐有了起色，人也明显精神了。我当时自认为是法轮功的“业力说”发挥了作用，于是开始对法轮功深信不疑，更被《转法论》中的“真、善、忍”以及一些超自然现象的描述所深深吸引。后来，我又充分利用上班的时机仔细研读法轮功的诸多“经文”， 还把师父李洪志的“神像”贴在了办公室的正墙上随时供奉。 渐渐地，我开始无心工作，对世间的其他事都了无兴趣，一心只想着如何尽快“提高心性”、怎么才能“上层次”。  

　　发现我工作期间练法轮功的情况后，单位领导对我进行了善意的批评教育，但我却把他们的劝导当作耳旁风不予理睬。我心想，你们不让我在办公室练功，那我就另找地方去练，谁也不能阻止我弘扬师父的法轮大法。于是，我将练功点由办公室换到了一位功友家里，我们几位功友不仅整天集体“练功”，还一起学习师父李洪志的《转法轮》，交流练功心得。由于我把时间都花在“练功”上了，为了练功而旷工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1999年3月，鉴于我的表现，单位对我做出了开除的决定。因为此事，一向言语不多的丈夫和我吵了一架，抱怨如果不是我痴迷法轮功，也不会丢掉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以后全家只能靠他一个人打工挣钱来养活了。他说：“你为了治病练习法轮功，我一直没有反对过，但现在都练了一年多了，你的头疼还是时不时地发作呀，这说明练习法轮功是治不了你的病的，赶快停止练功吧，我们还是寻医找药来治病吧。”一听到他诋毁师父的法轮大法，我的一股无名之火就从心底冒了出来：“不许你诋毁师父的法轮大法，能不能把我的病治好我比你有发言权，等我练功练到一定的层次，不但头疼病能治好，还能圆满升仙，到时咱们全家都能受益，快快闭上你那乌鸦嘴！”丈夫说不过我，悻悻地出去打工去了。  

　　1999年7月，国家正式将法轮功列为邪教予以取缔。全国上下都在报道和披露法轮功残害民众的事实，我却对之不以为然，不相信那是真的，继续着自己的练功之路。  

　　为了向师父李洪志表达忠心，我经常不与家人打招呼就跑去外地“弘法”，导致家人、亲朋好友都联系不上我，急得丈夫几次到派出所报警寻人，女儿当时还小，见不着妈妈就整日整日地哭闹不止，全家被我搅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丈夫向我提出，如果我不能与法轮功决裂，他就和我离婚。我当时认为，只有去掉对“亲情”的执着，放下对家庭的眷恋，才能达到师父所说的“上层次”的境界，所以继续我行我素，在李洪志指引的练功之路上越走越远。

　　2004年12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功友家练功，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女儿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说孩子高烧不退，一直喊着要妈妈，现正往医院赶。由于功友家离医院近，我和功友先期一步赶到，功友说，你女儿高烧不退看医生是没有用的，这都是因为“业力”所致，咱们把她接到我家去，请上几个高层次的功友一同“发正念”帮你女儿“消业”，病自然就会好的。我已经乱了方寸，慌忙点头称是。于是，当婆婆赶到医院门口时，我从她怀里抢过女儿就打车往功友家赶，婆婆让我们给弄懵了，愣在了那里。  

　　等几个高层次的功友到齐，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我们几个人围着女儿开始“发正念”，帮她“消业”，并将师父的“神像”摆放在女儿的身边，希望其“分身”可以保佑她早日康复。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多，但躺在中间的女儿却是呼吸越来越急促，身体越来越烫，脸色也由红变白，并开始抽搐。正当我们完全沉迷在“发功”的时候，只听一声巨响，功友家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丈夫冲了进来，一把抱起已经昏迷不醒的女儿，我本能地想把女儿抢回来，没想到被怒目圆睁的丈夫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而后便抱着女儿直奔医院。不幸的是，由于女儿持续高烧42度以上和受到我们长时间“发正念”的惊吓，送到医院抢救了3天，最终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送走女儿后，丈夫果断地和我离了婚，并将我和参与此事的几位功友告上了法庭。我和几位功友也一起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而这一切都是拜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所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