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吗？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所谓的超常智慧，实际上是在长期的、大量的实践基础上，经过理性思考的过滤而形成的。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一切实践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他人的幸福，为了社会的进步。现在，我们剔除李洪志的迷信色彩，看看被誉为“神医”的华佗超人的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曾听一个学医的朋友讲，他有一个大学同窗，天赋很高，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实习成绩也非常优秀。毕业之后，我学医的朋友分到了一所省城大医院，而他的同学则分到了一所县医院。五年之后，当他们再次相见的时候，那个同学的医术已远远地落后于他。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一方面是因为大医院接受的疑难病号多，所以临床经验就丰富；而县医院由于治疗仪器等条件相对落后，有了重病号往往就让转院治疗，临床经验自然就欠缺了，学习钻研的机会也就少了，实践出智慧，没有实践，智慧也就大打折扣了。另一方面，分到县医院之后，那位同学颇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觉得自己学的知识用起来绰绰有余，所以也就不求上进，碌碌度日。别人在学习中前进，那位同学却原地不动，几年下来，医术滑坡是很自然的事了。
从他讲的这件事我们再联想华佗。我们知道，华佗是古代的一个大医学家，他同情劳动人民的遭遇，关心下层百姓的疾苦，经常在民间行医，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掌握了大量患者致病的心理因素、性格因素和环境因素。不仅注重经验和表面现象，还注重背后的规律性，所以总结出了一套中医治疗的理论。他采用望（看气色）、闻（听病人说感受）、问（询问病人病状）切（摸脉搏）等方法为病人治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决不是他有什么“神通”，他的智慧是靠他的勤奋得到的，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华佗诊断出曹操脑子里长着瘤子，一是通过曹操所表现出来的头疼的症状和气色以及脉搏的异常，这是属于经验和表象；再一个就是华佗对曹操多疑奸诈的性格和心理有充分的了解，这是内在的因素，多疑奸诈的性格必然会导致心胸狭窄，损害大脑健康。内因与外因结合起来，华佗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曹操的病情。这是华佗花费了无数心血结晶出的超人智慧，就像爱迪生所说的，“天才就是一分灵感加九十九分汗水”。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人在勤用脑时，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脑啡呔，这种物质对大脑有一种促进作用，常用脑的人大脑核糖核酸的含量超出正常人平均值的10%到20%。而且，人在积极思考的时候，就会调动大脑的所有细胞，使它们产生高度的凝聚力，会想出各种各样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事物产生正确的预见。就像一个民族一样，如果一个民族有高度的凝聚力，万众一心，这个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反之，就会是一盘散沙，国家就会衰落。所以说，智慧是在勇于实践、勤于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李洪志那一套完全是欺世盗名的歪理邪说，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
再以教会我们祖先种地和渔牧的神农氏为例。神农氏生活的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加，只靠打猎已经无法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神农氏看到这种情况，就想为人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他看到地上有那么多的叫不上名字的粮食、蔬菜和野果，心想，如果能把这些来补充人的食物就好了。可是这些东西究竟能不能吃呢？于是他遍尝百草，自己吃了既能充饥、口味又鲜美的，就让人们作为食物；而那些有毒导致自己腹泻的，就不让人食用。他为了给人们寻找新的食物而多次中毒，但他为千秋万代造了福。如果他没有遍尝百草的无畏探索，也决不会有超人的智慧，从而几千年来备受人们尊崇和怀念。古代的科学家，像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发明了造纸术的蔡伦，发明了纺纱技术的黄道婆等等，哪一个不是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并大胆创新得来的呢？正像没有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没有《红楼梦》一样，没有为人类奉献、为人类排忧解难的胸怀，没有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没有丰富的实践活动，也不会有科学家伟大的发明和创造。特殊的实践活动，在某一领域不懈的追求，往往会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果，也就是说，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李洪志鼓吹的这一套纯粹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是“知识无用论”的新翻版。
在科学史上，有许多对人类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发明创造往往是在偶然的机会或者不经意间产生的，有很多文学作品也是在突如其来的灵感启发下完成的。如果只看其表面现象，往往就会把科学家或文学家当成天才，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些作文章，更使人觉得神乎其神。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重大科学发明和文学巨著的背后，是科学家和文学家呕心沥血、百折不挠的探索，是这些成就大事业所必备的因素在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不经意间的发现，表面上看是一种偶然，但这是必然中的偶然。也就是说，没有日常那些坚忍不拔的努力，也就不会有这瞬间的发现。这瞬间的发现正是他们长期思考、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著名作家冰心说过这样一段名言：“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发现苯分子式的化学家，如果不是苦思冥想，夜以继日地思索，也不会在梦中看到蛇一样的苯分子式，做梦本身就是“日有所思”的体现；弗莱明如果不是对细菌进行了大量研究，也不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注意到来自空气的霉菌能够使细菌发生溶化的重要现象，从而导致青霉素的发现；如果没有托尔斯泰绞尽脑汁的构思，也不会在一次散步时突发灵感，一气呵成，完成世界名著《复活》。
有果必有因，偶然往往反映出必然。如果这个“因”被人们忽视，规律一旦中断，那么“超常”现象或鬼神思想就有可能产生。至于说长期思考而不解的问题，为什么能在放松或不想它的时候突然有了结果呢？人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脑子里的弦绷得很紧，往往什么也想不起来；而在心情放松、没有压力的时候，大脑神经有了弹性，反而会把平时储存的信息更多地反映出来甚至把信息综合化，所以就有了所谓的“灵感”。但是，这种突发的灵感离开了平时的勤奋和积累是无从谈起的。所谓的“天才”和“悟性高”的人，只不过是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学习和生活中就会少走弯路，会创造更多的机会，摘取成功的桂冠。狄拉克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发现最好的想法通常并不是在人们积极力求它时得来的，而是人们处于放松状态时得来的。”平时我们常嘱咐那些高考的考生或去应付重要场面的人说：“心情要放松。”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法轮功》一书，把李洪志说得出神入化（李洪志说让别人修去各种“执著”，他却有那么强的“显示心”）。其中有一处说到，有一次，李洪志告诉几个弟子赶快回家，一会儿就会下大雨。不久，果然下起了大雨。实际上是借这件事神化李洪志的所谓“预测功能”。即使书中所说的这件事是真的，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偶尔猜对一两次风雨的事，普通人谁也有过。懂点气象学的人一般都能根据天上的云彩和风向等因素判断出天气的变化。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通过对天气的观察总结出了很多谚语，如“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云彩往南，大水漂船”等等。一件平常事，到了李洪志身上就成了“超常功能”了，显然是崇拜心理在作怪。
也有的学员转化以后，还在有神论的框框里打转，说什么毛主席是天上派下来的神。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毛主席不是神，为什么他对战争胜负和对中国未来的预测那样准确？毛主席为什么多次在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甚至有人根据电影上看到毛泽东在五台山一个抽签的镜头而由此判断毛泽东也是一个有神论者，说毛主席信神而不让我们信神。我想就此谈谈我的看法。
这里举两个例子，谈谈毛泽东如何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派遣胡宗南率三十万大军进攻我西北解放区，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指挥机关。而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只带领了三万西北野战军迎战，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国民党侦察到毛主席住在陕北王家湾一带，蒋介石于是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围追堵截。6月7日，敌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边向王家湾扑来。“三支队”（党中央的代号）紧急动员，准备转移。在往哪儿转移的问题上，毛主席和任弼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主张不能往东过黄河，应向西北方向转移。最后决定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转移。不一会儿，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毛主席率领“三支队”离开王家湾，上山往北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马不能骑。警卫战士们连拉带推，有时架着毛主席往山上走，一个个浑身淋得湿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摔死了，人们摸黑爬到山下把电台拖上来。向东追赶的刘戡扑了个空，立即掉头上山向北追去。夜里，只见山沟里和山头上，敌人燃起了一堆一堆的大火，连敌军的人喊马叫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敌人离得这么近，但是陕北地形之险、地区之大，正如毛主席所说，“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敌人没有群众，如同瞎子聋子，在山上山下瞎碰乱撞。“三支队”有老乡做向导，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悄悄走过，于6月10日晨到达天赐湾宿营。不料，敌人紧追不舍，也向天赐湾逼近，和“三支队”只隔一个山头，隐隐传来枪炮声，情况十分危急。毛主席临危不惧，在地图前仔细分析敌情，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因此12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果然，下午侦察小组纷纷回来报告，敌人在东南方没有发现我一兵一卒，便不再继续西进，通过山尖一带顺沟向保安方向去了。人们惊叹毛主席的神机妙算，成功地唱出了一出“空城计”。毛主席却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我们现在的位置，正好处于胡宗南和马鸿逵防线的接合部。胡马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各人都想保存实力，削弱对方，所以他们谁也不想出来，让我们钻了空子。”由此可见，这次毛主席转危为安，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利用有利的地形，二是有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三是巧妙的利用了敌人之间的矛盾，没有任何神秘色彩。
紧接着就是毛主席险渡葭芦河的例子。同年8月，为摆脱胡宗南重兵围堵，毛主席带领“九支队”沿着黄河边北上。刘戡军扑向黄河边上，但却扑了个空，于是分几路向葭县、神泉堡等地围追，咄咄逼人地向我党中央所处的位置进逼，党中央处在极端危险之中。中央警卫团一早接到三道命令，派团长率一个连赴前沿侦察、警戒。队伍又一次在夜间冒雨行军，沿葭芦河往西北方向潜行，中午抵达白龙庙。眼看人困马乏，一个个筋疲力尽，毛主席往石头上一坐，说道：“不走了，就在这里休息。敌人上山来，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8月18日，刘戡和钟松两支大军愈加靠拢，将我党中央夹在当中。党中央又出发了，中央警卫团大部留在山上，准备阻止敌人。山洪暴发，奔腾的葭芦河拦住了党中央的去路。在这万分危急关头，周恩来、任弼时亲自指挥战士和老乡们架设浮桥。毛主席若无其事的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手拿铅笔专心致志地批阅电报。木桥架好后，毛主席让机要人员把电台、文件先运过河，然后自己才慢慢地走过桥去。人刚过河不久，雷雨大作，桥被洪水冲垮了，把追上来的敌人挡在了后面。毛主席这次脱险，主要是靠夜幕的掩护，同时也得益于气象的变化，靠的是“天时”，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体现。由此可见，毛主席并不是什么“神”，也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保护他。
毛泽东之所以有超常的智慧（这里所说的超常，不带有任何迷信色彩，而是指超出一般人或者说是普通人的智慧），是由以下条件所决定的。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把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解放劳苦大众，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博大，海纳百川。为了实现这个宏愿，他博览群书，对中国的历史了如指掌，对中国的现状分析透彻，对《孙子兵法》和古代著名战役都烂熟于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实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不朽著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败，而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气概，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吸取力量，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眼光去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时，出现了“速胜论”和“速亡论”两种论调。而毛主席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以及敌我双方在力量方面的对比，预测到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中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实践证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现状的预见都是十分正确的。这种预见都是建立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基础之上，与古今中外那些带有唯心主义神秘色彩的所谓预言完全不同，这是毛泽东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下，掌握、利用客观规律，洞悉社会发展趋势，联系国内国际形势，综合各种因素进行的科学预见。
既然毛泽东有如此丰富的智慧和高瞻远瞩的目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发展前景成竹在胸，那他还需要去老道那里抽签算命吗？这是因为人们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不了解党的宗教政策，所以仅凭一个毛主席抽签的镜头就主观地断定毛主席也是有神论者，这是片面地看问题，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用全面的、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共同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那时候，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国各界集中力量打败蒋介石，那些宗教界人士同样是我们团结的力量。毛主席在老道那里抽签，作为一种团结宗教界人士的手段，表示一种对他们信仰的尊重。还有的学员对李铁映去西藏参加十一世班禅金盆掣签的仪式也感到不解，说什么“如果他们不相信迷信，为什么还支持宗教，去参加那样的仪式呢？”这是因为不了解党的宗教政策的缘故。党的宗教政策有明确的具体规定：任何人都不应当到宗教场所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或者在信教群众中发动有神还是无神的辩论。同时，宗教界也不要到宗教活动场所之外宣传有神论。所以，我们必须及时了解和掌握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学法懂法，考虑问题要站在一个全局的基础上，不可凭狭隘的一己之见盲目下断言。
如果说真有“开悟”的人，那就是真正能够识破李洪志这套歪理邪说的人。曾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河南有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人们都说她“开悟”了。有一个“法轮功”痴迷者听到后对此非常感兴趣，专程乘火车去拜访老太太，想让老太太谈谈她“开悟”后的感受。见到老太太她问：“听说你开悟了，你能看看我的‘功柱’有多高，修到哪个‘层次’上了？”老太太没答她的话，就谈起自己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谈着谈着，老太太突然说道：“‘法轮功’是邪教，李洪志是个大骗子！”老太太这么一说，把她吓了一大跳。她问老太太：“别人不是说你‘开悟’了吗？你怎么骂师父、骂大法？”老太太说：“正因为我‘开悟’了，才看清了‘法轮功’是邪教，李洪志是大骗子！”
十六 “超常科学”是欺人之谈
李洪志为了宣扬他的那一套歪理邪说，自不量力地攻击现代科学，说什么现代科学是小儿科，现代实证科学是站在错误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说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漏洞百出，牛顿的万有引力是错误的等。他在《转法轮》始篇《论语》中说：“‘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宣扬的“法轮大法”是一门超常科学。为了证明它的“超常”，李洪志盗用了许多现代科学的名词术语如场、粒子、分子、光年、宇宙能量等，里面还利用了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史前文化、外星人的飞碟等等一些离奇的现象为自己的歪理邪说作依据，完全是一套反科学的大杂烩。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大杂烩确实满足了很多人的好奇心。我也觉得这个人能看透这么多别人疑惑不解的东西，很不简单，尤其是对史前文化、百慕大之谜、埃及金字塔是史前人造的等等说法，觉得闻所未闻。因为没练“法轮功”之前，我就比较爱看这方面的报刊杂志，头脑中又有迷信思想，所以自然而然地也就相信了他是“宇宙主佛”的神话，也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说的“开天目”、“遥视功能”、“宿命通功能”等等骗人邪说。转化以后，由于克服了盲目性，开始冷静地审视这些问题，又看了一些自然科学、地质学、考古学等等方面的书籍，经过认真的分析，严密地推理，把许许多多零碎的知识贯穿起来，才发现了其实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现象背后，却有内在的规律在起着作用，如果忽视了其内在的规律，就很容易被那些伪科学钻空子。人类科学的发展虽然还无法破解自然界的所有特异现象，但是如果你掌握了事物内在的规律，用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把它们和其他原先曾经是谜团、但现在科学已经破解的现象进行类比、推理，就会发现，李洪志的所谓“超常科学”没有科学依据，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按照自己的想象，信口开河，随意给科学还没有揭开的奥秘胡乱地下个结论罢了。
其实，李洪志的这一套并不新鲜。鲁迅先生早在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四号《随感录三十三》上说：“现在有一班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讲鬼话人的对头儿。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掺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上了妖气。捣乱的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基督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就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以上。”鲁迅先生描绘的这种讲“鬼话”的人，不正是李洪志一类骗子的写真像吗？如果我们有一定的知识，稍加辨别和分析，便会识破他的骗人花招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