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歪理邪说

　　我叫王进东，51岁，原开封市矛盾集团公司汽车队司机，家住河南省开封市法院街33号；妻子何海华，开封市内衣厂下岗工人；女儿娟娟，今年23岁，现在家待业。我于2001年1月23日下午参与了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事件，是第一个引火自焚的人。2001年8月17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现在河南省郑州监狱服刑。

　　2001年1月23日，是中国人民在新世纪、新千年的第一个除夕之日。这一天，我作为一个原邪教“法轮功”组织狂热的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人民心中的圣地，演绎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集体自焚事件。事件突发，给喜气洋洋准备欢度新年的亿万中国人民心中投下了沉重的阴霾，给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给各级政府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一时间，社会上也议论纷纷，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通过这件事，更加认清了“法轮功”祸国殃民的邪教本质。而逃到美国的“法轮功”组织和李洪志却断然否认我这个不仅走出来，而且敢在天安门广场以死进行所谓的“护法”的人是他的弟子，是“法轮功”修炼者。

　　现在有许多人说我王进东不是大法弟子，自焚时腿为什么没有双盘？有人说王进东等7人天安门广场自焚纯属邪悟，是个人行为，与大法无关；有人说王进东一家三口根本不是一家人，是政府安排收买的下岗工人；甚至更有人说我王进东的烧伤是化妆的等等，在此不一一细说。

　　但事实胜于雄辩，现在我向大家回顾一下4年来我修炼“法轮功”不堪回首的往事，回顾事发后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我热忱的挽救、帮助、关怀，回顾我在“1·23”事件前前后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的本身，就足以说明我是如何走入愚昧，走过死亡，走向新生的。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滑县焦虎乡焦虎村（焦虎集）。这是个远近闻名的大集镇。我家就住这个集镇上的南街东，一个不大的院子里。1951年元月8日，我就出生在这里，到1957年秋季的一天，爸爸把我接到开封，因为我该上小学。

　　我的原名叫王秀东，听说是本家的一位老奶奶给我起的名，老家的人都习惯叫我东妞，在小学毕业时我自己把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在上小学期间，由于贪玩和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学习成绩从四年级开始下降，爸爸常常为此生气，我也常为此而挨打。我并不想惹爸爸生气，可是我当时就是学不进去，有时也暗暗地恨自己没有志气，可一玩什么都丢在脑后了。上完小学后，我到了区办的“半工半读”初中上学，被分配到了大兴街的“医疗器械社”，一天上学，一天学工，工种是钳工。

　　当时全家有7口人，生活费用就靠爸爸一人的工资，非常困难，爸爸不想吃单位的补贴，就只好让我退学找个活干。退学了，一时找不到工作，爸爸就把我安排到他厂里的钳工车间义务劳动。

　　爸爸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人，他在厂里一直都担任车间主任，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由于1960、1961年的自然灾害，那时爸爸常借自行车带我到乡下去挖野菜芽，我开始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由于劳累和缺乏营养，爸爸患上了浮肿并导致了肝炎。在1965年的一天，爸爸住进了医专附属医院，进行脾脏摘除手术。爸爸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滚落，可他对医生和别人的问话总是带着笑，无论多么疼痛，我从来没听见爸爸哼过一声，连呻吟也没有过。我当时才14岁，每天守护在爸爸身边，我深知爸爸是多么的坚强，怕他疼痛我很少和他讲话，那时我就对爸爸更加的爱和敬佩，他越是这样，我的心里就越是难过，有时自己扭过头去默默流泪，并立志自己今后不论发生什么不幸和磨难，爸爸都将是我的榜样，爸爸的言传身教使我终生受用。手术后，疼痛又折磨了爸爸十几年，在他去世前几天，一会儿他就去厕所好几次，总是便血，他也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便把我叫到身边，强带着笑容，平静地对我说：“秀东，我一直便血不止，看来我的病到了很不好的节骨眼上了。”我说：“爸爸别急，咱们现在就去医院。”我先找云南白药让他服下，然后找个自行车推着爸爸，二妹也跟着一路向医院走去。在路上，爸爸对我们说：“秀东啊，你在家是老大，弟弟妹妹还小，你妈妈没文化，也没什么本事，她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我不在了，你可要多孝敬你妈妈。”二妹哭着说：“爸爸别说了。”我深知爸爸的心情，我说：“妹妹，应该让爸爸把话说完。爸爸你说吧，我都记着。”爸爸接着说：“你们的大事我连一个都没有办，一切都落在你的身上了。”我说：“爸爸你放心，我决不让妈妈受一点委屈，我一定把弟弟妹妹的事办好。”我是这样说的，以后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想法，今后如果我有能力，一定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多为妈妈尽点孝心，也好让爸爸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慰。

　　我1976年4月调入开封市日用化工厂（矛盾集团公司），在汽车队当司机。我热爱这个职业，不辞劳苦，任劳任怨，积极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和周围同事的关系也都不错。1992年，由于爱人单位不景气，她下岗了。这时午朝门东边新开辟了一个“旅游品市场”，就让她在市场内找了个摊位。我平时都爱买些旅游品，为此爱人还常埋怨我，但是我也算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下可派上了用场。刚开始我和爱人站在柜台里觉得很不自在，顾客来买东西，自己脸先红了，慢慢就习以为常了，并且越来越有劲头。由于工作之便，我更加留意各地的旅游商品，购进的东西比较对路，销路还行。后来我发现这个商场的位置不好，流动人口太少，于是，我开始考虑把商店放到旅游景点。经过协商后，我于1993年12月31日把柜台搬进了开封市铁塔公园一间约45平方米的房子，店号“聚宝斋”。

　　开张后生意果然很好，紧接着我又增设了柜台，增加了品种，扩大经营。爱人自己守着商店，非常辛苦，但也无奈，一直到1998年我内退下来，和爱人一起经营小店。

　　1996年10月份的一天，有个叫薛红军的朋友给我送来一本书，是一个叫李洪志的写的《转法轮》，他告诉我如果能按照这本书的要求去“修炼”，就能达到“开功、开悟”，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我接到书后就一口气看完了，认为这书写得太好了。后来我爱人、女儿也都看了，也认为很好，从那以后我们三人开始练习“法轮功”，不但看书，还按照书中所要求的做好人，有问题向内找，提高心性等等，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我还坚持练盘腿，真是痛得难受。但为了“消业”，我有空就盘腿，由单盘到双盘吃了不少的苦，最后总算能坚持1个多小时了，尽管有点苦，但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心性方面的“修炼”更是痛苦，因为我脾气不好，爱发火，可“师父”李洪志讲过，要重心性“修炼”，你的功才能长上来，层次才能提高，你要重视心性的“修炼”，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修炼”，把常人中的欲望、不好的心、做坏事的心去掉。不知道高层次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所以在修心性方面我吃了很大的苦。

　　在我们心里，学大法高于一切。为了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有时关门停业我们就走了，从此生意也做得不如以前，执着生意这个心也慢慢放淡了，一切都得为学法让路。我买了一部摩托车骑了1万多公里就丢了，1万多块钱付之东流，要是过去我和爱人肯定不知要难受多少天，可那时我们都学了“大法”了，认为这是“师父”考验我们的心性，骑摩托车让你丢了，看你能不能放下这颗心，按“师父”讲的理这可能不知是哪辈子欠下的，就这样不几天心里就平静了。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平时对待来往的客户我们做到真诚、和善，童叟无欺，所以客户都乐意和我做生意，有的情愿让我代销，这样生意做得还算不错。

　　在朋友的帮助下，加上我平时的积蓄，我买了一套128平方米的二层小楼（40平方米小院）。

　　到了1998年下半年，干旅游用品这行的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货底积压很多，过去代销别人的货款无能力偿还，但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绝不能失信于人，让别人受到损失，最后我和爱人、女儿商量后，决定把这套正在居住的新房卖掉来还别人的货款和借款。无奈地搬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为别人想想心就平和下来了。

　　我们三口人本来打算在家练功，没有到外边练功的想法，但看到互联网上“法轮功”的明慧网登载的经文，明确地要让所有弟子都到户外练功，以此达到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和弘法效果。第二天，我们三口人就到御街樊楼前的练功点练功，从此接触到了很多“功友”。因为我的商店就在御街，所以他们找我很方便，经常互相切磋，对照“师父”《转法轮》及讲法和网上下载的经文，共同探讨，提高认识。由于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和当时大家公认的修得高的几个“同修”在一起共同探讨了，他们对我影响很大，我对“法理”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对此他们也给我了肯定，从此我对“师父”的感情及对《转法轮》的感情更加深厚。

　　我最痛苦的是“思想业”，不知怎地，心底常有骂“师父”的话，老是从脑子里往外返，“师父”讲过这是“思想业力”在阻止你得法。我内心痛苦之极，针对《转法轮》中论述“思想业”这一文我一看就是几十遍，就是不见效。我对着“师父”的“法像”焚香合十，流着眼泪倾诉这万般的苦衷，恳求“师父”把我在另外空间“思想业”的物质拿掉，就是再用十倍的皮肉之苦来代替，我也乐意。“师父”在我的心中已经胜过父母，我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影响着爱人和女儿，最后全家老少都开始练功，我又给他们买了书，有机会还让他们看录像等等。

　　1999年4月25日万余名大法弟子到中南海“集体请愿”，名义是希望政府能给“法轮功”习练者一个合法“修炼”环境，“制止各级媒体的攻击与诽谤”。得知这个消息后，为自己没能直接参加而很是懊悔，觉得失去了一次考验的机会。为此我暗下决心，要为大法献出我的一切而在所不惜，并时刻提醒自己要把握好今后的每次机会。

　　1999年7月22日，“法轮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一大早我们还坚持到樊楼门前练功，可民警比我们来得还早，在民警的一再制止和耐心的劝导下，我们无奈地纷纷离去，从此在家看书、看录像更是如饥似渴。

　　8月下旬的一天，办事处和派出所民警来到商店找到我们一家三口，很和气地要求我们三人到办事处谈谈话。我们三人很从容地坐车来到了办事处，约40平方米的房内放着一长排木桌子，两边坐了近十个做我们工作的人，谈话气氛平和，他们列举大量案例，说“法轮功”如何危害人，希望我们放弃对“法轮功”的痴迷“修炼”，我们三人都没答应。他们要求我们不能外出串连互相切磋，更不能私自上北京做所谓“护法”的事，政府已明确地把“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希望我们配合。我们也明确表示现在不去，但不能答应你们。最后，领导要求我们慎重地考虑一下“法轮功”给很多痴迷者带来的惨痛教训和恶果，希望我们回去后冷静地反思一下。出门后，我们三人认为这一次心性关的考验过得很好，互相鼓励，有一种胜利后的喜悦。很多“同修”（“法轮功”练习者互相称“同修”或“功友”）得知后无不为之夸赞，说你们三口这一关过得真漂亮，还有人伸出大拇指。

　　就这样，在以后接连不断从网上下载“师父”的经文中，“同修”们更加频繁地深入学法，我拿出自己的钱，印制了大量的经文及材料，并进行散发。

　　从学“大法”以后我慢慢地把烟、酒、打牌都戒掉了，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做到心态平和，生活上慢慢地做到了一定程度的清心寡欲，固精培元，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脸色由灰暗转向亮润，皱纹也基本消失，两道原不太明显的眉毛已开始长出了1毫米长的黑眉毛，这使我更加深了对大法的信赖，这不就是开始返本归真了吗？一个“同修”见我也说：“你现在面色亮润，气宇轩昂，仪表堂堂”。这时，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情更加深了，内心升起了为捍卫“大法”不惜抛弃自己生命的念头。“大法”是正法，“师父”讲得对，他是来“度”我们的，这种念头在脑子里已经坚不可摧。

　　在2000年8月份又接到网上下载的经文《去掉最后的执著》一文中说：“其实这也是到了放下最后执著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修炼者’你们已经知道了，也做到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著（包括对人体的执著），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了，那么执著圆满是不是执著呢？不也是人心在执著吗？佛会执著圆满吗？”还说：“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看完这篇文章后为“师父”、为“大法”献身的思想又上了一大台阶。

　　当时被大家公认学“法轮功”悟性很好的刘云芳，曾多次给我和他接触频繁的一些人谈到这篇经文，讲“大法”弟子的“修炼”如同烈火中种下的莲花，暗指考验已到了极其严峻的时候，并声称他在练功中出现的状态中，为了“正法”已经到天安门广场自焚过了，而且还活灵活现地讲述了很多细节。在我4年多的所谓“修炼”、“悟法”中，对当时政府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并加以“铲除”深感不满。此刻，我平静地想到，是时候了，是该站出来了，用舍弃生命的形式来“护法”了。

　　有人说我不是“大法”弟子，以我的经历如果说我不是“大法”弟子，那么怎样才算是“大法”弟子呢？“大法”弟子又应该是什么样呢？

　　“1·23”事件发生后，我躺在医院的床上在记者的采访中得知：“法轮功”总部代言人张尔平公开讲，参与“1·23”事件的人员不是“大法”弟子。

　　对于“1·23”天安门集体自焚事件，有些人说这是邪悟，是个人行为，与“大法”无关。对这些说法当时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你说我是邪悟，我说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根本无法理解，按照“师父”说的，低层次的理永远也理解不了高层次的理。听了你也不相信，在过去的“修炼”中自认为层次高的不愿和低的在一起相互切磋。这种现象我想“修炼”“大法”的人在这一点上，都有体会。“师父”不是说过“修炼”“法轮功”不会出偏差吗？悟多高都不会错吗？直到现在明慧网还在不断地下载所谓的“经文”让弟子们走出来，我们不是走出来了吗？只不过是采用了不同形式而已，按照李洪志所讲的法及经文有什么错？是一些人层次低，认识不了罢了。当然，这些理，那些理，高也好，低也好，现在看来都是歪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