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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十年人生路

作者:武汉市黄陂区 王永生 · 2007-03-16 来源:凯风网

  我曾经是一名“法轮功”痴迷者,因中毒太深一度难以自拔。但是党和政府没有嫌弃我,而是对我耐心帮教,仁致义尽,把我从“法轮功”桎梏中解脱出来。这几年里,围绕着“法轮功”,我从一个单纯的学生沦为“法轮功”痴迷者,后又发展到疯狂“弘法”、“传法”,最终得到了转化,又有幸投身帮教队伍。从受害者到害人者,最后成为帮教者的曲折过程,使我经历了从盲从至痴迷,最后达清醒的心灵之旅。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理解,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一切告诉大家。

  我既有不堪回首的凝重与苦思,又有重获新生的轻松与喜悦;既有刻骨铭心的教训与警示,也有帮教成功的慰藉与解脱。我要告诉世人:党和政府是菩萨心,法轮邪教是害人精,迷途知返是最佳选择,帮教工作苦中有乐。

  我家世代务农,家里底子薄,但父母仍含辛茹苦供我上学,一心指望我跳农门,不再像他们一样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94年我初中毕业后如愿考入武汉市第四师范学校,被乡亲们羡慕地称为“吃皇粮”的人。为了不辜负父母的希望,我进入师范后发奋学习,一心只想毕业后好好工作,为家里减轻负担,报答父母。

  由于从小体质较差,我在师范读书期间小病不断,大病常犯,几乎每个星期要到学校医务室拿药吃。病痛的折磨,经济的拮据,学习任务的繁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为了增强体质,我坚持跑步、打排球等多种运动,可是收效甚微。当时,我多少次从内心祈祷,要是有一个神奇的办法,一起练中功的一个校友给我介绍“法轮功”,说得神乎其神。出于好奇,我拿《转法轮》看了一遍,被它能治百病的神话吸引住了,后来听说很多人练此功身体练好了,我就更加深信不疑了。而且它所鼓吹的“真善忍”对我这样一个单纯的学生来说很自然地具有诱惑力,当时真有点沙漠中发现了绿洲的感受。随着练功和学习《转法轮》的深入,我完全被它迷惑住了,我自以为明白了许多人生疑问,找到了上天的梯子,对李洪志佩服得五体投地,把研读《转法轮》当作每天的必修课和最快乐的事情。

  李洪志在《转法轮》中说,人脑像一个容器,装进什么就是什么,只有全部装进“大法”才是一个修炼者,所以我拼命研读李洪志的经文,按他说的去思考、去生活,慢慢地没有自己的思维,失去了判断力。我当时认为只有李洪志讲的才是真理,凡是与他说的不相符的都是错误的,只有修炼人才是可亲的,其他人都不可信。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上,经常参加法会和集体练功,只和练功人来往,逐渐地将自己和其他人隔开了。正是由于思想上长期受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毒害,我坚信大法不移,以致后来象众多的疾迷者一样,难以从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中解脱出来。我后来从“法轮功”的迷圈中跳出来后通过认真反思,才明白了李洪志能有那么多追随者,那么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轻而易举地上当。究其原因,主要是李洪志以强身健体为诱饵,以“真善忍”为幌子,迎合了善良人们的心理和身体需求,被这个大骗子卖了还要替他数钱,替他歌功颂德,甚至充当帮凶,我自己不就是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吗?不仅自己痴迷于法轮功的练习,还向别人宣传法轮功邪说,宣扬练功的好处,并进行联络、组织活动,从一个受害者变成害人者。

  1997年,我先后在本班同学中发展了7名练功者,我每天负责他们练功及言行的督导。1998年7月我毕业分配回黄陂参加工作后,主动与黄陂的“法轮功”辅导站联系上,多次参加他们举办的法会。到后来,我还在自己家里组织过法会。我到处弘法,渐渐成为本地小有名气的传功者。当时我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一个正义的事业,是在做好事,以致一些人因我的盅惑练上“法轮功”。1999年3月我曾教两名学校附近的女青年习练法轮功。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后,她们就停止不练了,我还责备过她们。当时我认为法轮功那么“好”,教人做好人,还听说让很多人身体健康了,对中央取缔法轮功的决定确实不理解,对“法轮功”被定为邪教更是想不通,根本就没意识到《法轮功》完全控制了我的思想。虽然对外界宣传特别反感,心有不平,但还是耽心失去工作,也不敢太张扬,犹豫过一阵子后,就由公开转入地下,和其他练功者暗中接触。每到双休日,我就找借口到城关,与辅导站的头目暗地碰面。2000年元月,我在工资不高、尚未报答父母的情况下出资300元给辅导站印制反动宣传品,还主动拿了一些反动宣传品,在黄陂城区张贴。2000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骑自行车从黄陂城区贴到了靠近孝感的达义。学校领导、好友及亲人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再练“法轮功”,我都置若罔闻。2000年7月父亲把我的“法轮功”书籍都付之一炬,但我通过一起的功友又慢慢购置,而且练功和传功更加坚定和隐蔽。

  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2001年3月间,东窗事发,黄陂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在我家里抄出了许多法轮功书籍及反动宣传资料。当时对我寄予厚望的母亲痛哭不已,一家人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我浑然不觉他们的感受。在父母的泪水和弟妹们失望的眼神中,我被送到黄陂区第四期法教班学习。那时我心中只有那个被我奉若神明的李洪志。将家中亲人视为陌路人,帮教人员视为仇人,当时的法教班主要是以控管为主,管理措施和帮教办法不如后来,但我还是有压力。为了保证工作,我表面上悔改了,写了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回家后,经过法轮功练习者一劝,我又为自己写的保证书懊悔不已,认为这是对师父不忠,是自私的表现,得加快“赎罪”,要按他说的走出去,放弃自己的一切,为大法献身。所以我更加厌恶周围的人,更加听不进任何劝告和帮教,一见有人来做工作就是反感,为了弥补对师父的罪过,还一意孤行,不计后果,四处活动,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动宣传活动。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为。我自已因痴迷于法轮功,已孤立于社会,人不人、鬼不鬼,但我还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错。我拿着人民的钱,但却追随与人民为敌的李洪志,给政府添麻烦,但是母亲并不嫌弃对给她造成伤害的孩子,还是极力挽救我,2002年9月,我再次被送到法教班学习和接受教育。进班时我抵触情绪很大,以不吃饭对抗,后来我又借口学校工作忙,要回去教书,以免误人子弟。对我这种态度,法教班的工作人员仍对我很友善,从做人的准则和为人师表的标准着手,指出我的言行与教师身份不相称,甚至不是一个好公民。我虽然认为他们的话有道理,但不愿意多思考,所以在写认识时,我就写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来应付。帮教干部没有指责我,反而从生活上关心我,对我嘘寒问暖,一点也没有歧视我。渐渐地我发现,帮教人员并不像地下传单所说的是十恶不赦的魔,法教班也没有像有些功友所说的,对我们进行身心折磨和侮辱,更不是李洪志所说的什么旧势力的迫害。我开始对李洪志产生怀疑了。我的耳闻目睹消除了我的对立情绪,慢慢地同帮教干部进行语言和思想交流了,他们从法律、政策、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入手,并结合大量血淋淋的事实,向我讲明“法轮功”的危害,政府为什么要取缔它。我一直对“法轮功”深信不疑,自认为饱读《转法轮》,研究很深,但总是被帮教人员问得理屈词穷,而且他们批驳李洪志言行中的破绽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也确实有道理。比如李洪志要我们“放下生死、放下名利情”,如若生命都不珍惜,那活着究竟有何意义呢,名利也不要,实际上是荣誉、工作都不要,那又如何说得上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呢?学生难道不应成绩好,军人难道不应当英雄?又如一方面要我们去掉亲情,另一方面又以“一家练功,全家受益”来引诱我们。总之如果撕掉他“真善忍”的遮羞布,实际上就是要我们丢弃一切,只要“法轮功”,只要他李洪志。

  后来法教班还组织我们观看法轮功残害生命的碟片,那些受害者的提露和介绍的真相,真是触目惊心。这促使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行。我回想起今年5月,白发苍苍的母亲衷求我说:“伢,你有这样一份工作不容易,自从习练法轮功,就整天神经兮兮的,政府已宣布练法轮功是违法的,我们王家几代没有一个人犯法,你就做点好事,不要再练了吧!”我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文化不高,为了抚养我一直省吃俭用,我从小就感激敬佩她老人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的这首诗我读小学就会背。可那天,母亲的几句话让我觉得特别刺耳,我鬼使神差,竟一下子将她推倒在地,恶狠狠地说:“你懂什么,我的事不要你管!”当时我完全忘记了父母的养育恩情和自己为人师表应具备的起码常识。如果母亲再多说几句,我不知会做出什么更过激的事来。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大愧疚,是李洪志让我泯灭了亲情和人性。我对“法轮功”的认识开始动摇。

  后来我主动找来有关揭批材料看,特别是司马南的演讲,让我从理论上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认识到李洪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的面目。“法轮功”名为治病强身,实为敛财为已;名为行善救人;实为拿刀杀人不见血;名为不问政治,实为反党卖国;名为真善忍,实为造谣生事。李洪志祸国殃民,已经演变成为反华势力的走狗、汉奸、卖国贼,成为过街老鼠,其所作所为被有良知的中国人所唾弃,可笑的是我还助纣为虐,背离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和一个热心血青年的初衷,做出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蠢事来。回顾这些年我练“法轮功”过的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呢?麻木不仁,偷偷摸摸,自以为事,害人害已,愧对他人,可身体并没有练好。我信仰了5年的法轮功竟是这样的一回事!

  就这样,我终于一步步地走出泥潭,在自追悔过去的同时,我感到脑内一片空白,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对于我来说是茫然的,就在这时,法教班组织党校教师讲关于人生理想的政治课,用正确的思想道德、理想情操充实我,用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鼓舞我,使我改变以前错误的人生轨迹,选择我自己今后七彩人生。此时的我,真正有获得新生的感受。原先处于“法轮功”与良知矛盾斗争的痛苦折磨之中,如今摘除了法轮功这块毒瘤,如释重负,感到从未有的痛快与洒脱。

  对待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的气魄和胸怀,进行耐心的转化挽救,我重新回归正常人的思维和生活,真要感谢人民政府的宽厚,以及工作人员的辛勤劳作和无私奉献。我的转化实际上是“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寓教于乐,引导健身”教育转化方法和伟大胜利。黄陂区委防范办的主任,当时是第五期法教班的支部书记,是一位慈祥睿智的长者,他看到我摆脱“法轮功”的控制后,开导我吸取教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用正确的人生观和思想充实自己的头脑,这番言论对我后来的巩固有很大的帮助。没有这些好人,我真是不可能有今天。

  我从法教班结业后回到学校照常工作,由于去掉了心病感到轻松多了,我觉得同事格外友善,学生格外听话,甚至天也格外的蓝、空气格外的清新。生活真是太美好了!饮水思源,我经常回想起在法教班中学习的情景。与我同期有位学员进班时被法轮功折磨得不像人样,黑瘦的面孔表情木讷,眼珠里白多黑少,活象中风的病人,开始他对工作人中员的苦劝无动于衷,后来,终于被志愿帮教团的老师的现身说法和精诚所至打动了,终于写下了决裂书,当时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欢乎雀跃,那一幕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当时对帮教人员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没有他们,我还在黑暗中摸索,处于混沌之中。我是幸运的,但是还有多少习练者象我以前一样仍在受着法轮功的侵蚀和毒害呢?我有了一股强烈的冲动,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这些迷途者。

  后来我终于如愿参加了黄陂区志愿帮教队,我忘情地工作,用实际行动报答政府的挽救之恩,弥补自己的过错。帮教工作是枯燥的,有时还会遭到误解,遇到难堪,但苦中有乐,每当我看到一个个象我以前一样的痴迷者转变过来时,我既为他们重获新生而高兴,更为自己能为此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而喜悦。这种情感激励着我一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教育转化工作。我从一个法轮功的痴迷者到志愿帮教者的人生轨迹,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温暖的结果,反映了党和政府政策英明,是真理战胜谬误、正义战胜邪恶的休现,它证明我们党的伟大,说明了李洪志只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跳梁小丑,邪教组织法轮功离它的灭亡之期日益接近。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青。历史的车轮是向前的,李洪志之流胆敢以螳臂挡车,最终只能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我心中的信念。

二00六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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