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当代邪教的教义、组织、教规、信众等，剖析邪教的“惑众”手段，提出邪教“惑众”的步步紧逼的四类手段：利用弱点，取得信任；提供帮助，寻找家园；去旧纳新，增强依赖；渲染恐吓，幻化归属。

　　关键词：邪教 惑众 剖析

　　当今，邪教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滋生，且呈现发展蔓延快、传播范围广、名目繁多的特点。由于邪教具有反政府、反社会、反科学和反人类的本质特性，以及它的欺骗性、残酷性、野蛮性、危害性，并对现行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各国政府毫无例外地都在探求治理邪教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对策措施，采取严厉的手段惩治打击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是，从根本上治理邪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实践中，邪教呈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态势。邪教为何在文明社会中仍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为何深深“吸引”信徒？本文拟通过我国当代邪教的一些典型特征，剖析邪教的“惑众”手段。

　　一、利用弱点，取得信任

　　邪教首先利用人们身体或心理上的弱点，摆出一副友善的面孔，或者关心你的身体健康，或者关心你的疾苦和孤独，或者弥补你心理的创伤，或者义愤填膺地针砭时弊……它抓住人们或多或少、或这或那的弱点，诱使人们亲近它、信任它。

　　1、追求健康的心理。不管怎么讲，人都要以活着为前提。活着就要健康，健康是人的第一需要。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和幸福的生活。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总是要生病的。邪教组织正是抓住人们的“希望健康”与“现实生活中的生病”之间的裂痕以及对健康追求的盲目性，抛出“强身健体”、“去病免灾”的诱饵诱惑信徒。法轮功宣称：法轮功可以“消业”祛病；门徒会宣称：祈祷能治病，能使死人复活；主神教宣称：信了“主神”，能去病免灾，全家平安；灵灵教宣称：凡入教者，有病能治病，无病保平安，还可消灾避难。

　　2、心理的脆弱。社会转型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具体反映在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上。表面上看，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出于自己的主观选择，但实际上却是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带有很大的被动成分，加之这种变化的时间比较仓促，个人为此而做的准备不够充分、不适应，形成难以把握自我命运的自卑感、渺小感、无能感的脆弱心理，精神上也陷于苦闷和失落，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感情。“教徒具有的类似民间宗教的非理性感情特征则是非常明显的，是法轮功能够进行精神控制的前提，也是为什么很多练功群众中其‘邪’的原因。”﹝1﹞

　　3、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指社会成员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他人相比较而认定自己利益被剥夺的主观感受，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是由平均分配向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有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一些群众的部分既得利益被革除，一些群众获得了新的利益。利益“受损”的群众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不仅会在同一阶层的社会成员中产生共鸣，还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引起共振。这种相对剥夺感一旦带有普遍性，就可能促使“一群人”要么产生对社会的极端对立心态，要么追求清静出世或者孤芳自赏。这也正是邪教赖以“生根发芽”、形成规模的条件。

　　4、信仰危机。信仰是人类的高层次需要，是人行动的动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各个方面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众从自身利益出发，仍然用旧思想、旧观念来判断新变化、新事物。旧思想、旧观念与新变化、新事物之间的激烈冲撞，使部分群众产生信仰的怀疑和动摇。同时，社会主流的信仰和追求对他们来说往往可望而不可及，从而产生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在个人层面上，表现为人不在“家”、魂不守“舍”、选择迷惘、心灵荒芜。“信仰危机实际上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信仰的短暂空白，这也正是邪教萌芽和发展的条件。”﹝2﹞

　　二、提供帮助，寻找家园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突飞猛进，社会结构加速分化，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也发生了变化：家庭结构简单而松散，由两代以上夫妻同财共居组成的联合大家庭迅速减少，由一对夫妻或一对夫妻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的比重大大增加；家庭的保障功能和凝聚功能减退，出现了夫妻同居不共财家庭、夫妻分居家庭、终身不育家庭、单亲家庭等家庭功能不健全的情况；家庭稳定性动摇，离婚率逐年大幅度上升，性自由、性开放等问题引起家庭矛盾重重、家庭内部关系失调。“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推力，引发了家庭问题以及家庭的分化，家庭的功能减退，为邪教的发展和渗透打开了缺口。”﹝3﹞许多邪教都是在家庭发生这种变化的形势下生长起来了。一方面，为消除人们对世俗家庭的留念，通过教义等方式对世俗家庭进行激烈地抨击。如“法轮功”将世俗的亲情归入所谓“业”，要求人们彻底抛弃亲人并谎称只有这样才能“上层次”。被立王教主吴扬明规定，教内只有职位高低之分，而无父母子女之别，对于不信教的人一概称“外邦人”，即使是至爱亲朋、骨肉亲人，都要视同陌路。另一方面，在否定世俗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虚拟的家庭关系。比较典型的是“主神教”，它要求每个县都要建立接待家庭、聚会家庭，同时要求信徒之间互称姊妹弟兄、取“灵名”以淡忘世俗的姓名。“门徒会”提出建立“主”内的人际关系，把不信其教的群众称为“外邦人”，要求信徒“与外邦人不结亲、不往来、不帮工”，对部分生活困难的信徒给予所谓的“周济”、“收养”、“看顾”。

　　在我国，随着社会结构的加速分化，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政企合一”、“政社合一”的工作单位体制也相应淡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成员绝大部分都属于某一单位，个人的生老病死由单位统一承担。改革开放后，超经济的隶属关系的工作单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工作单位的超经济功能也同步被弱化。当前，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社区的功能还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的组织和控制功能留下很大的空缺。人是有社会性的，需要爱和被爱，需要相互交流，需要通过获得一个群体的认可和接纳来建立必要归属感和安全感。在邪教组织中，信徒之间由于没有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厉害矛盾，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信徒可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一部分信徒感受到群体的关怀、团体的温暖，寻找到“精神的家园”。

　　三、去旧纳新，增强依赖

　　邪教组织让信徒反复检讨自己以往的一切思想、信仰、理念都是错误的，抛弃原有的、符合主流社会的思想价值体系，达到一种“今是而昨非”的新境界。通过读“经书”、听讲演、看录像都方式，信徒反反复复地接受它那套歪理邪说，逐渐重塑信徒的内心世界、感情和价值观，树立起信徒们的依恋感和归属感，树立起信徒们对教主的崇拜感、神秘感和权威感，坚信教主的训示，对教主盲目忠诚，对教义执迷不悟，努力使自己成为教主所需要的“新人”。“法轮功”宣扬“不二法门”，并宣称“弘扬大法，你根本就不要再提你以前学过的东西。因为你已经和它一刀两断了。”要求练功者在“学法”过程中做到非法轮功不练、非“法轮大法”不信。“法轮功”还在“见”和“悟”这两个认识环节上进行精神诱导，歪曲所“见”，强调“以悟代见”、“遇到问题要内找”、“不要用常人的思维去想神的问题”。长期“悟”的结果是在大脑中不断出现幻象，又用“悟”出的幻象去证实“悟”的正常。这种反复与循环过程中，信徒逐渐丧失人的理智、丧失人的尊严、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丧失做人的起码权利，最后丧失自我。

　　邪教组织还将信徒与现实社会隔离，按照教主所设想的神权统治的独立王国的模式对信徒进行思想和行为方面的改造、规范和统一，以便教主的操纵和控制。大多数邪教为了对信徒进行彻底控制，往往选择比较偏远的地区建立封闭的狭小的集体生活环境。

　　在集体中，信徒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参加“邪教”事务。他们在教主的要求和威逼下，断绝了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包括他们的朋友、同事甚至他们的亲人。在集体生活中，他们不准读报、不准看电视、不准听广播、不准与外界联系，不许儿童上学。也要求信徒有整齐划一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信徒在邪教“家庭”中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按时起床、按时吃饭，读经、聚会谈经、祈祷、传教等时间分配都有详细的紧密的安排。邪教组织还通过金字塔式的组织机构、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格的组织规章对信徒的行为方式、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整合。教主拥有无限的权威，骨干分子是教主的得力助手，信徒听命教主随意摆布。“法轮功”从纵的方面讲，从法轮大法研究会到法轮功练习者之间共有五级组织；从横的方面讲，每一级组织中根据职能分工的不同又分为若干部门。李洪志就是通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工具对信徒发号施令、操纵信徒的思想和行为。法轮功练习者的业余时间被用来集中练功学法、弘法交流等集体活动，大量的组织生活使他们与外界隔离。人长期被封闭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其思维变得呆板，视野变得狭窄，注意力集中于心中所谓的“神”，头脑被“神”所控制就会在虚幻的追求中失去理性，改变人的行为方向，最终陷入对邪教的疯狂依赖。

　　四、渲染恐吓，幻化归属

　　邪教组织对信徒牢牢控制的重要手段就是恐吓，使信徒不得犹豫，始终坚信邪教，欲摆脱而不得。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达到恐吓的目的：

　　第一，扩张社会陋习，描黑社会现实。邪教以阴暗的心理、偏狭绝对的思维方式和极端敌对的立场肆意夸大社会问题，对社会和政府进行攻击和批判，并极力渲染当今社会是“恶魔的世界”、“撒旦的社会”。在不断地扩张社会陋习和描黑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信徒对社会的认识由怀疑到恐惧再到绝望。“被立王”吴扬明利用群众对当时存在的社会不公和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打起“救世”幌子，声称“现实社会不公，共产党腐败，穷人永远没有钱，当官的钱用不完”，“世界已被罪恶充满，魔鬼迷惑了世人的眼。”“法轮功”也声称：地球是宇宙的垃圾站，人类是因道德堕落从所谓高层空间一层层掉下来的；现在人类已败坏到了极点，整个社会到了极端危险的边缘，神已不把人当人看，现在的社会问题哪个政府也管不了，只有李洪志才能拯救人类。信徒们最终只能抱着“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心态亦步亦趋地跟定教主走上反社会、反政府、反科学的邪路。

　　第二，宣扬“世界末日来临说”。邪教的教主们把世界上发生的一些自然现象,包括一些偶然事件和尚不能为人们搞清楚的变异,都说成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征兆,宣称他们可以预知某年某月某日人类的末日即将来临。“被立王”宣称2000年“世界末日来临”；“门徒会”也宣称“2000年各种灾难要降临，世界要毁灭”；“主神教”散布“1999年是世界末日，到时地球上到处是死尸，种田没人收，盖房无人住”。“法轮功”也同样兜售“末世来临”，并说：现在末日到了，“现在这个人类真是十恶俱全”，“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着毁灭，彻底的毁灭”，“地球要爆炸”等。邪教依靠宣扬世界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把世间描述成漆黑一团，进而把自己打扮成唯一能够拯救世界的救世主，要信徒相信教主编造的谎言，并毫无保留地服从。“正如有的学者阐述的那样，‘世界末日’降临，是邪教用以进行‘精神控制’的核武器，‘世界末日’一直是邪教高悬在教徒和世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5﹞

　　第三，幻化未来归属。邪教利用人的恐惧心理，为成员幻化未来的归属，要么进天堂，要么进地狱，何去何从全由是否信仰该教以及对该教的修炼程度而定。“门徒会”在其宣传材料中说：“2000年各种灾难就要降临，世界要毁灭，信主的进天堂，不信主的进地狱。”“东方闪电”宣称：“大灾大难就会来临，不信主的人将要灭亡。”“只有信奉‘闪电’，才能升入天国，得到基督的认可；如不信‘闪电’，则将刑罚于火湖中受永刑。”“达米宣教会”也宣称：“信教的将随耶稣升天，不信教的将死亡。”他们同时还谎称“法眼无数”、“遭报应”等，迫使胆小怯弱的信徒不得犹豫、只能虔诚修炼，以求进入天堂“圆满”而避免地狱的惩罚。李洪志鼓吹自己“法身”无数，“法身”无处不在，可以出入多层空间，可以对信徒加以保护并监控每个人的思想言行，使法轮功练习者对其产生敬畏和恐惧，从而绝对服从其指导，以求得“圆满”、“成仙”、“脱魔”或消除“业力”的结果。“被立王”吴扬明威胁信徒，谁要是泄露该邪教的事情，就会遭到“神”的报复，全家鸡犬不留。“主神教”骨干“盼望主”朱爱清威胁“双喜”说：“‘主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叫你死就得死，叫你活就得活。如果不愿意，不死也得脱层皮。”年仅16岁的“双喜”由于内心充满恐惧，处于无奈，只好顺从“主神”刘家国的奸污。邪教的“这样一套天国约定和地狱威胁的奖惩体系对人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危害，他们把期盼与恐惧交织在一起，不敢背叛。”

　　参考文献：
　　﹝1﹞李曙光.论法轮功的精神控制[A].论邪教[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307.
　　﹝2﹞陆中俊.我国对当代邪教组织犯罪问题的对策与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55.
　　﹝3﹞潮龙起.邪教与家庭[A].论邪教[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68.
　　﹝4﹞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2.
　　﹝5﹞陈青萍.精神控制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7.

　　作者介绍：许华峰（1980.8—），男，汉族，四川宣汉人，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助教，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毛呷呷（1981.9—），男，西南民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思想政治教育。

　　来源：《改革与开放》2012年7月刊

【责任编辑：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