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被中国政府所取缔的邪教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从基督教内部的“灵恩派”中分化出来的，而且它们的“教主”原本大都是“灵恩派”中的骨干和活跃分子。而在这些邪教当中，最典型的一个便是“门徒会”创始人季三保所曾经加入过的邪教组织——“呼喊派”。该组织的头目李常受和其子李梦泽为了达到神化自己和愚弄信教群众的目的，竟然肆意歪曲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把自己分别称为上帝的“第四位格”和“第五位格”，简直荒唐之极。为此，中国政府于1983－1984年专门发出通知，在各省（区市）、地、县三级政府分别张贴布告，对势力范围波及19个省的“呼喊派”组织予以了公开取缔。

　　然而如前所述，当我国政府开始全面取缔“呼喊派”的时候，身为该派骨干成员的季三保等人不仅通过转入地下而逃避了公安部门的打击，而且继续利用他从“呼喊派”以及同样带有灵恩派倾向的“真耶稣教会”中学到的传播手段（如“唱灵歌、跳灵舞、过灵气、说方言”等）在陕南各地流窜传教，并且最终建立一个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邪教组织——“门徒会”。

　　因此，为了以“防患于未然”的态度来杜绝“门徒会”、“呼喊派”以及其他各种从“灵恩派”中分化出来的邪教的滋生蔓延，我们需要对灵恩运动的国际背景和思想根源，及其在华人教会中的影响加以认真考察。

　　从这种视角看问题，我们发现，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作为耶教三大教派之一的基督教逐渐衍生出了数以千计的会派。其中的142个会派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先后传入我国境内，包括圣公会、信义会、长老会、宣道会、循道会、崇真会、内地会、礼贤会、门诺会、公谊会、浸信会、浸礼会、公理会、神召会、美以美会、监理公会、安息日会、安息浸信会、救世军等（此外还有中国传道人创立的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中华基督教会等）。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会派在政府的引导下，按照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实行了“联合礼拜”，从而为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国际上的基督教“灵恩运动”的影响，一些人又开始在部分神学院校和教会里结成所谓的“灵恩派”，从而严重影响了教会内部的团结与和谐。尤其是在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家庭教会”中，有相当一部分自封的传道人和信徒都具有一定的“灵恩派”倾向，甚至由此形成了一大批与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和真正的圣经教义背道而驰的邪教。

灵恩运动的国际背景和基本特征

　　无论是在基督教的内部还是外部，“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这个词都缺少一个严格而明确的定义。学术界一般认为，“灵恩运动”的前身是公元二世纪的一个异端教派——孟他努派（Montanism），该派创始人孟他努为了抵制当时主流教会中出现的追求形式主义、世俗主义和教阶体制的倾向，而极力主张通过极端的苦修、禁食和吃素来恢复新约时代的敬虔与制度。对基督徒而言，这些要求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令正统教会难以容忍的是，孟他努不仅经常以圣灵代言人的身份“发预言”、“说方言”和“行神迹”，还经常宣称他本人所得的启示已经超出了基督和圣经中的启示。因此，尽管孟他努派在公元200年争取到了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支持，却一直被正统神学家视为“异端”，并被排斥于主流教会之外。

　　在现代语境中，灵恩运动主要是指20世纪以来在北美兴起并且迅速波及全球的三次大规模的民间宗教运动。第一波是在20世纪初肇始于美国堪萨斯州、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所谓“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 Movement），该运动的发起者为查尔斯·帕翰（Charles Parham）。帕翰在1901年元旦宣称他自己突然被“圣灵浇灌”，并在黑人牧师威廉·西摩（William Seymour）的协助下在全美各地组织了一系列以追求圣灵击倒、说方言、得医治等“属灵恩赐”为特征的信徒聚会。其后，他们又派人前往欧洲旅行布道，从而直接促发了英美等国的福音奋兴运动。

　　第二波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所谓“新五旬节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庇利斯（David Plessis）、班纳德（Dennis Bennett）和“国际全备福音商人团契”的创立者撤加林（Demos Shakarian）等人。在他们的推动下，灵恩运动很快蔓延到长老会、信义会、浸信会、公理宗等基督教会派的部分教会中，甚至在一些属于天主教的教会中也开始出现灵恩派的活动倾向。

　　第三波是在1973年肇始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园运动”（Vineyard Movement）。因为该运动以注重“神迹奇事”和“权能布道”而著称，故又称“神迹奇事运动”和“权能布道运动”。其主要领袖有温约翰（John Wimber）、加力信（Kenn Gullikson）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北美的基督教各宗派当中已经有了数百个葡萄园教会。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有一些在信仰和宗教实践上较为温和的欧美学术界人士也加入了“灵恩运动”，如富勒神学院教授彼得·魏格纳（Peter Wagner）、精神科医生约翰·怀特（John White）、达拉斯神学院教授杰克·戴雅（Jack Deere）等。这些支持或同情“灵恩派”的基督徒学者为了减少占主流地位的正统教会对他们的反感，而很少再像过去的灵恩主义者那样去激烈反对正统神学，也不再公开鼓吹教会分裂，而似乎只是比其他基督徒更为强调某些缺少圣经依据的“神迹奇事”或者那些不能被科学所验证的“属灵经验”。然而，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正统教会（尤其是基要派或福音派教会）的认可，反而严重影响了许多教会的内部团结。这是因为，从本质上看，他们依旧像过去的灵恩派一样，拒绝承认基督教正统派关于圣经是已经完成的、没有错谬的和不可分割的的观点，并且在言行中表现出了四个与正统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教义格格不入的特征。

　　第一，他们都否认《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最终根据，因而任何人都有权凭借“圣灵的恩赐”和在个人祷告中获得的“特殊启示”来随意解释《圣经》，甚至可以说出《圣经》中所没有的预言和启示。

　　第二，他们都把自己在“与神对话”的时候发出的一种含糊不清的、无法被任何其他人所理解的声音，即所谓的“方言”（dialect）当作他们“接受了灵洗的证据”。

　　第三，他们都极为强调所谓的“神圣医治”，甚至要求信徒仅仅依靠圣灵，而不依靠医药来实行“祷告治病”、“赶鬼治病”和“驱魔避邪”。

　　第四，他们都推崇“权能布道”（power evangelism），认为传统教会因为深受“律法主义”、“唯理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毒害，而完全忽略了“灵界的真实战争”，因此，门徒会的成员应该凭借“内住的圣灵”及其所赋予的各种异能和“神迹异象”来吸引信徒。

灵恩运动对华人教会的恶劣影响

　　灵恩运动对华人教会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1905年至1908年间，在美国“五旬节运动”中产生的几个最初的灵恩派组织——“神召会”（The Assembliesof God）、“五旬节会”（Pentecostal Church）和“使徒信心会”（Apostolic Faith Mission）就分别在中国的湖南、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展开了活动。它们还创办了《五旬节真理报》、《通传福音真理报》等一系列刊物来鼓吹“受圣灵说方言”的必要性，并且吸收了敬奠瀛、张灵生、张巴拿巴、魏保罗、倪柝声、王载、王明道等一批支持或同情五旬节运动的中国传道人（王明道后来脱离了灵恩派）。受其影响，一部分中国基督徒和传道人也开始把“受圣灵说方言”视为基督徒的“第一灵恩”或者被圣灵充满的“最先证据”，并且在讲道或参加聚会的时候表现出身体抽搐、哭嚎狂笑以及唱灵歌、跳灵舞、过灵气、见异象等疯狂言行。

　　到1919年，魏保罗、张灵生等人终于在山东潍县的西庄头设立了一个类似使徒信心会的宗教组织——“真耶稣教会”；两年后，敬奠瀛等人又在山东泰安的马庄创建了一个类似于神召会的宗教组织——“耶稣家庭”。只不过为了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信徒，敬奠瀛对神召会的烦杂宗教仪式加以了简化，只选取了“说方言”、“被提”和“撇下”等几种能够同中国民间宗教仪式相融合的活动方式。两年之后，倪柝声也在来自英国的灵恩派人士的影响下，与王载等人一起脱离正统教会，并且在福州王载家举行的一次擘饼聚会上成立了带有一个浓厚的灵恩派色彩的新会派——“基督徒聚会处”。该组织又叫“小群会”或“蒙头会”，是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猖獗一时的邪教组织——“呼喊派”的前身（门徒会的会首季三保及其妻子许明潮等也曾经参加过该组织，并且担任了其骨干成员）。此外，在中国教会史上颇有名气的王明道也曾在北京接受使徒信心会的浸礼，并曾带领几位同学一起学习方言（在20世纪30年代，他正式脱离了使徒信心会，并在《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等论著中批评了该会存在的一些问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灵恩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势头才一度得到了有效遏制。

　　当第二波灵恩运动——“新五旬节运动”开始在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部分教会中蔓延时，由于中国正值“十年动乱”时期，所以没有受到这场运动的直接影响。但是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基督徒人数出现的“爆炸性”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严重问题，如受过正规神学教育和圣经培训的传道人数量不足，以及一般信徒（尤其是不发达的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信徒）的圣经知识肤浅和信心基础不稳固等。因此，当第三波灵恩运动的浪潮再次从境外向中国袭来时，大部分的中国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干扰，以至于有些普通信徒和传道人在极少数别有用心者的蛊惑下而误入歧途，甚至加入了各种假冒基督教名义的邪教，如呼喊派、灵灵教、新约使徒教会、被立王、主神教、三班仆人、门徒会等。

　　在中国基督教已经基本实现了“独立自主办教会”的目标的今天，发端于境外的第三波灵恩运动之所以仍然能够对相当一部分中国教会造成较强的冲击，以至于在某些教会内部引起不和谐的争论与分裂，甚至导致“门徒会”等邪教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基督教传入中国虽然已有二百多年，但直到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在1998年的六届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后，建设独立自主的中国神学思想体系的工作才得以全面启动；因而迄今为止，尽管在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内容，但是还远远未能形成一个可以被绝大多数中国基督徒所公认的、能够用来有效防范各种异端邪说的侵袭的成熟神学体系；其次，灵恩派所实行的说方言、唱灵歌、跳灵舞、见异象、赶鬼医病等活动方式非常容易与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和民间巫术相混杂，从而诱使某些缺少必要的宗教知识和科学常识的基督徒走火入魔，陷入情绪性的宗教狂热和巫术性的萨满教仪式之中。(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