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请问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
答：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世纪的神学和比较宗教学。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新兴宗教研究特别是极端教派研究有持续的兴趣。
问：从大的方面讲，您认为境外学者对法轮功的研究，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答：我把境外学者对于法轮功的研究分成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实证方面的研究，也就是案例的研究；第二个是政治层面的研究；第三个是伦理层面的研究；第四个是法律层面的。
问：能不能讲的具体一点？
答：首先是实证方面的研究。我举两个代表性的学者，第一个是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的执行总裁迈克尔·郎格尼；第二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前心理学会的会长玛格丽特·辛格，她已经去世了。郎格尼先生的研究团队在2003年的时候组织过两次有法轮功成员参加的座谈，他有一个主要的研究前提或者说出发点：研究者应该保持中立和客观，因此首先必须摆脱偏见，既不说教派是全好的，也不说教派是全坏的，而是通过直接观察、对话得出结果。这两次对话给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个是法轮功练习者宣称他们不需要医疗护理，但是，当面对由此导致的严重医疗损害时，他们却声称其责任在于练习者失去理性，而与法轮功组织无关。第二个，一方面宣传李洪志是个神甚至是上帝，但是为了迎合西方的受众和媒体，他们在宣传时又隐瞒其信仰。他认为法轮功注重其“影响”胜过注重其“真相”。所以后来有加拿大学者在《渥太华公民报》上呼吁，任何一个试图掩盖其真实意图的运动都不要加入。辛格则具体研究了70多位法轮功成员及其家属，她也发现法轮功有两点表现比较突出：一是许多法轮功成员失去了传统的家庭和亲情伦理，他们轻率地离弃家庭、脱离朋友；第二个就是拒绝医疗服务。可以这样说，对法轮功成员个体的实证研究是国际学者在早期研究中采取的主要方法，强调研究的客观和中立。
第二个是政治层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的两位学者，一个是大卫·帕勒梅尔，另一个是蒂埃里·梅桑，前者强调法轮功表现出了突出的政客野心，后者则重在揭示法轮功的政治傀儡特性，认为法轮功是美国中情局反对中国的武器。梅桑分析了美国华盛顿法轮功事务调查负责人，这个人比较著名，他叫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他以前支持文鲜明的“统一教会”，把它扶植成美国中情局在拉美的代言人，现在他希望把法轮功扶植成第二个“统一教会”。由于一些政治势力的大力扶植和严格控制，法轮功在短期内建立了多语种的网站、出版社、电视台、电台等。因此，蒂埃里·梅桑呼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义务保护她的民众，不能允许在其国内出现一个教唆民众放弃科学和医学的宗教组织。在这方面，俄罗斯反邪教专家德沃尔金深刻指出：法轮功是被人支配和利用的国际政治肿瘤。
第三个是伦理层面的研究。在这个层面，东方和西方的学者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关注点。俄罗斯反邪教专家德沃尔金强调邪教破坏人权，他多次尖锐指出：法轮功是披着人权外衣肆意践踏人权的丑恶邪教，所有正义感的人都应该坚决反对邪教，而且只有坚决反对邪教才是真正维护人权。美国部分学者则十分不满法轮功极端憎恶、仇视同性恋、混血儿的言论和做法。塞缪尔·罗在他的一篇文章《法轮功究竟在教唆什么》里，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1999年以来，他的父母加入法轮功并受到精神和身体的创伤。他指出法轮功除了教唆人们拒医拒药外，在伦理方面表现更为极端，如法轮功认为混血儿的存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同性恋不配做人。而且法轮功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在《转法轮》里李洪志说自己是神，但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是人。因为习练者如果知道李洪志说他自己是神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习练者参与到中间来。因此法轮功教义中的“真、善、忍”，只不过是一些偏执的呓语。
最后一个是法律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法轮功的行为和具体危害。在这个方面美国有一个反邪教专家叫瑞克·罗斯，他是一个律师，并且在许多法庭的案例中具有专家证人的资格。他的证词通常集中于邪教团体的行为，包括为招募新信徒所采取的言行及不正当影响。他采取的鉴定法轮功邪教的标准有三个：1、一个日益成为膜拜对象的拥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一般原则同样在团体组成的最初起着重要作用，但可能会渐渐失去力量；2、一个强制性劝诱或者思想改革的进程；3、领导人及其执政集团在经济、性及其他方面对组织成员的剥削。他认为运用这三个标准可以很准确地鉴定法轮功为邪教。在韩国有一个教会联盟。他们在2009年6月为了防止人们受到法轮功集团的侵害，在首都首尔成立了“法轮功邪教对策委员会”，他们认为针对法轮功现实层面的危害，必须加强制定有力的对策。“法轮功邪教对策委员会”会长李大馥主张：必须运用法律手段，联合各种力量包括律师、受害人家属、受害者等一起来反对邪教法轮功。
还有一位就是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公爵教堂的一个大司祭叫亚历山大·诺沃巴森，他在接受《俄罗斯在线》访问的时候说：“毫无疑问，法轮功是集权主义邪教。”“李洪志本人在美国过着富裕安乐的生活，却驱使信徒完成其制定的任务，甚至于命令他们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特别讨论了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名叫尤里·布达诺夫的上校，成为了一个中国邪教的拥护者，最后成为迫害他人的凶手。其原因就在于：“权力和金钱才是邪教的最终目的，他的领袖认为在邪教里面驾驭人的权力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人们自然就会给他送过来。”
可以这样认为，当前，国际学者对法轮功的研究越来越多的集中在法律层面，重在探讨针对邪教的具体危害可采取相应的对策。
问：对于反邪教工作，你有什么建议？
答：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邪教是一个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加强反邪教的国际学术交流，尤其帮助国际上有良知的学者了解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和罪恶行径。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多，我们应该团结世界上所有健康的、正义的力量共同反对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