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倡导行善和解脱的善法妙说，一向视邪教为“佛之怨敌”，“佛魔不两立”。然而自诩为佛教比丘和人权卫士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却对邪教不但恨不起来，而且大有“惜惜相怜”之意，这中间的奥妙值得深思！
让我们先从日本的邪教奥姆真理教说起。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自称“是达赖亲自把他引入佛教大乘传统”，炫耀他“可以把从人到佛长达二、三千年的修炼过程，缩短为10年”，“人们只要按他的办法修炼，勿需苦行，就可快乐地获得长寿以至成佛”。达赖喇嘛还一再向日本东京都出具证明书和推荐信，称麻原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希望有关当局“应当允许奥姆教派免交税收，从事传教活动。”正如德国《焦点》周刊所说：“没有达赖喇嘛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他从一个江湖医生和小小的刑事骗子，在短短几年内火箭式地上升为日本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会如此顺利。”
正是由于达赖喇嘛一再扶持、吹捧，才使麻原获得“免税”特权，积累起了大量资本，方能从事残害日本人民的恶行，1995年春天在东京地铁施放毒气，造成12人丧生及5000人受伤的恐怖事件，激起了日本人民的公愤，同年10月受到东京都地方法院的公开审判，麻原及其骨干分子受到法律制裁。
然而就在这时，以“人权卫士”自居的达赖喇嘛，仍振振有词地对日本共同社说：他仍然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仍是他的朋友。正由于达赖喇嘛的认敌为友和支持纵容，使奥姆真理教有恃无恐，除不得不更替教主和教名外，其罪恶勾当仍一如既往，因而促使日本参议院于1999年完成打击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组织的立法程序，日本东京都政府也多次采取措施，对其头目进行法律制裁。
为什么达赖喇嘛要不惜公然违背佛祖“除灭魔障，弘扬正法”的训导和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对奥姆邪教格外恩崇有加呢？达赖喇嘛在致该邪教的“感谢信”中招认：“奥姆教团为我们佛教流亡集体，……提供了慷慨的捐款”。原来佛教的神圣宗旨竟被这位“领袖”当作了金钱交易的廉价筹码！
正是达赖喇嘛自己的行为，一步步揭开了他假佛教、伪和平的外衣，暴露了他真实面貌和政治野心。马尼拉《周报》说：“可惜！达赖穿的是喇嘛袈裟，耍的却是政治把戏；口中说的是愿意通过和平途径求取自由，心中想的实是妄图重建喇嘛教的封建统治。”就连美国的天主教参议员桑托林〈P.Santorum〉先生也不得不为这类“减退了宗教情操”的行为感叹，提出“若要建立一个尊重生命，打击犯罪，促进人类尊严的社会，就不能使宗教走向个人化”的呼吁。看来达赖喇嘛一贯把藏传佛教当成他从事政治活动工具的做法，已经引起国际有识之士的警惕和反感。
再看看他对中国邪教法轮功的态度。法轮功的头目李洪志冒用宗教名义，践踏侮辱宗教，引起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愤怒谴责和坚决反对。他们纷纷指出：“李洪志把自己的生日由1952年7月篡改为1951年5月13日这一相传为佛祖降世之日，用以冒称他是‘佛祖转世’，然后又吹嘘自己得到真传，功法比释迦牟尼还要高明，这完全是对佛教的极大亵渎。”就是这样一个诬蔑佛教、亵渎佛祖，遭到万众声讨的邪教头目，为了逃避人民的惩处逃往国外，却受到了达赖喇嘛的爱怜和青睐。先是派出代表联络慰问，继而在日内瓦第56届国际人权大会召开之际，派代表联袂上演种种丑剧，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为“反华提案”鼓噪。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能够聚集一起，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有共同的处境——因其反人民、反政府的非法活动，在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威严下屡遭失败，而陷于背乡离井的流亡绝境；共同的本性——不甘心失败，妄图蒙蔽和策划其在国内的极少数追随者，继续进行骚乱破坏，尽量阻滞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共同的目的——仇视祖国，与中国13亿各族人民为敌，幻想有一日能在其主子的支持下，回国实现其罪恶图谋。自诩为“佛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竞能“屈尊”与一个吹小号的江湖骗子、被“联合国世界佛教总部”认定为邪教人士的李洪志为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已走向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