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大师的“反理”成为掩盖“法轮功”在“法拉盛事件”中劣迹的遮羞布。
李大师在早期的讲法和经文中，曾多次谈及修炼的理是“反理”，“法拉盛事件”发生之后，李大师在5月24日纽约法会上的讲法中又一次推崇“反理”的作用，他说：“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看问题一定要反过来看，因为三界是反的，但是你们要走正。常人认为好的，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新状态的机会。”“法拉盛事件”发生之后，“法轮功”阻挠为抗震救灾捐款一事在全世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法轮功的邪恶本质又一次大白于天下。李大师为了挽回“法轮功”的这种颓势，为了抹杀“法轮功”的污点，李大师再次拿出所谓的“反理”来为其进行诡辩。他所谓的“向内找”，也是让弟子们在遇到问题时，看看是不是用“反理”来对照自己，用“反理”来处理问题。如果能自觉地运用“反理”，那么层次就会提高，就会进入新的状态。
在这篇经文中，李大师又说道：“你为社会尽了点义务、做点好事，仅此而已。那不是修炼人要做的，那只是常人中的一个好人而已，不能圆满。”还说：“三界当初造的时候就是反着造的。这里没有正理……它是反理，行为、形式都是反的。世人认为香的那边认为是臭的，人认为的好事可能在那边都是坏事。”按李大师的“反理”来讲，你为汶川大地震赈灾捐款，实际是在做坏事，修炼人不能做这样的事，否则就圆满不了。而“法轮功”在法拉盛阻止华人华侨为地震灾区捐款，这种令人不耻的不义之举，在“法轮功”看来反倒成了正义之举。实际上就是告诉全世界的人们，无论哪里遇到灾难，都是他们咎由自取，是那里业力大造成的，谁也不要去管他们，也不要去帮他们，任他们自生自灭。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歪理邪说只能使人们的道德急剧下滑，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酷无情，使这个世界成为可怕的人间地狱！
二、李大师的“反理”彻底否定了人类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
其实，早在《转法轮·论语》中，李大师就说道：“‘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那么，什么是常人的观念呢？就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在李大师看来，这些常人的观念在修炼中就是反理。如果你是个修炼的人，就必须与常人的观念是相反的。如：社会上的正常人认为尊老爱幼是一种美德，那么修炼人就认为这是一种必须修去的情。在《转法轮》中说过：谁是你的父母，谁是你的子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欠下的业照样还。再比如：见义勇为、乐于助人，在常人来看是一种值得赞美的高尚义举，可是一旦走进了修炼的门，就反过来把它看成是坏事，是一种“造业”的行为。在《转法轮》328页中说：“你看着那件事情是好事，可是你做的话，说不定就是个坏事；你看到那件事情是坏事的时候，你如果管了，说不定又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到它其中的因缘关系。法律管常人中的事情，这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炼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比如对汶川大地震，在正常人看来，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是中华民族的国殇，而在“法轮功”看来，这是给人“消业”，是对人的“大淘汰”，所以一到灾难出现，他们就抱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捐款捐物，抗震救灾是高尚的人道主义的体现，而“法轮功”却认为这是常人中的事情，与大法的理相违背，所以，当华人华侨踊跃捐款的时候，他们却百般阻挠，演出一幕幕令人鄙夷的丑剧。
三、李大师的“反理”是对中国人民抗震救灾伟大精神的恶毒攻击。
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的人性光辉和牺牲精神，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被国外媒体称之为“第二次长征”。然而，这种无私的大爱之举却使“法轮功”如骨鲠在喉，对抗震救灾行为进行大肆攻击，其理论根据就是李大师所讲的“反理”。在《越最后越精进》中，李大师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是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言外之意就是，你要不想当常人，你要是想当神，那么你就不能与常人的想法一样，常人认为是坏事，你就得认为是好事；常人认为是灾难，你就认为是“消业”。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那么你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修呢？为了人类社会如何吗？为了中国如何吗？”按照李大师的荒唐逻辑来推论，这使数万同胞遇难的令人悲哀的大地震，却成了一件令人庆幸的“大好事”，因为这些死去的人在痛苦中消去了“业力”；而修炼的人不是为了人类社会幸福，也不是为了中国强盛，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正法理”，即“反理”，所以才有“法拉盛事件”中“法轮功”敲锣打鼓地阻挡当地侨团为四川赈灾募捐；才有任百鸣、张杰连、袁红冰、杨森、柯天明等一小撮人物在《大纪元》上抛出一系列文章，对中国政府的抗震救灾百般挑剔和无端指责。在中国国家领导人亲临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不畏艰险，指挥抗震救灾时；在部队救援官兵穿越崇山峻岭，披荆斩棘，在飞鸟罕见的山路上踏出一条“生命通道”时；当空降兵某部官兵克服重重困难，在急流上用竹排紧急架设一座“生命桥”时；在14岁的少年童世强不顾个人安危冲进学前班的教室，勇敢地救出7个孩子时，这些“法轮功”或“法轮功”的代言人们却对汶川地震的遇难同胞冷若冰霜，对伤者的生命漠然视之，对救援人员大公无私的品格冷嘲热讽，对他们勇于牺牲的精神百般挑剔，谣言四起，唯恐天下不乱。5月18日下午，当中华大地正沉浸在无比悲痛中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却在加拿大国会山前举行“法轮大法洪传世界十六周年”庆祝活动。这就是李大师所讲的修炼的“反理”在人类社会中淋漓尽致的表现。
四、李大师的“反理”为“法轮功”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冷酷和自私提供了理论依据。
李大师认为，自然灾害是对人的“业力”的惩罚，地震、天灾、战争都是在给人“消业”。李大师在讲法中说：现在世上的人都是业滚业滚来的，一个人业力大，就会生病、遭灾；一个地区业力大，就会发生地震、瘟疫、洪水、战争等；在《法轮佛法—在欧洲法会上讲法》中说：“宇宙有个理叫做什么呢？叫做不失不得，得就得失。那么你要想给人去消业，那么人就得承受这个业力。如果你要不给他消，他会越积攒越多，多了它叫十恶不赦。十恶不赦之后就要销毁，这个生命就要销毁了，不能再让他生存了，完全销毁。那么你要给他消业从而保护人类哪，人就得承受还业力的痛苦。怎么痛苦啊？承受天灾、人祸和疾病。”拿李大师的歪理来推论，汶川之所以会发生大地震，就是因为那个地区“业力”太大；而那些不幸遇难的人又都是“业力轮报”，是神为他们“消业”。请问：汶川地区有没有“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李大师不是说能把地球爆炸推迟三十年吗？不是说不计众生一切过往之罪，不管在历史上犯下了多大的罪与错，这次都要救度吗？而这些大法弟子又都是有“功能”的，而且又都是修“真善忍”的，都是来“救度众生”的，为什么就不能制止汶川地震的发生呢？李大师不是说，大法弟子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吗？如果他们真的是善的，真的是有功能的，是应该能把这场灾难制止住的，为什么还要让地震发生呢？显而易见，李大师所言都是无稽之谈。这使我想起了逻辑学上的一个两难推理：有人说，上帝是全智全能、除暴安良的。另一个人反驳他说：如果上帝真的全智全能，除暴安良，那世间就不会有行恶的人，也不会有不平之事；如果世界还有不平之事，还有恶者横行，就说明上帝并不能除暴安良，也不是全智全能，或者说，上帝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对“法轮功”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李大师是“宇宙主佛”具备“大神通”，“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而大法弟子又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又是在不遗余力地救度众生，那地球上根本就不应该出现任何灾难。既然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那只能说明李大师所说的这些都是子虚乌有，都是骗人的伎俩，吹破天的谎言。
由此看来，李大师所讲的“反理”是反人性、反道德、反传统的，它犹如一颗精神原子弹，对人的精神世界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对人类文化的破坏力远远胜于汶川大地震，具有毁灭性的严重后果。古今中外的伟人先哲无不身体力行地实践着高尚的道德追求，在《尚书》中，帝舜就说过：“天德而出宁。”西方哲学家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久久值得我们回味和思索——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以上所说告诉人们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天下才可太平，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才会越来越美丽，这才是人间正道，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正理。而李大师却大逆不道，公然与人类优秀的文化大唱反调，其用心是极其险恶的，其前景是惨淡的，其命运是必然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