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京话日报》由彭翼仲创办于1904年，是清末民初北京销路最大、声誉最隆的一份报纸。《京话日报》以普通平民为读者对象，秉承“开民智”的宗旨，以白话办报，启迪民心，传播新知，对北京社会影响巨大，也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今天将围绕以上话题，对该时期民间报业的发展状况、社会风潮及民众心理、知识分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广泛研讨。

　　“祖父情结”引发史海钩沉　

　　刘雁：作为彭翼仲之孙，彭望苏老师是怎么想到写这部书的呢？

　　彭望苏：爸爸生在北京长在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件之后，来到贵阳。我生活在贵阳。虽然我和祖父生活的环境不相关，但有一份祖父情结，奶奶给我讲过祖父救济穷人的故事，让我产生了要认识、研究祖父的念头。

　　刘雁：您并未直接接触祖父彭翼仲，想必写这部书很辛苦吧？

　　彭望苏：我乐在其中，所以不觉辛苦。我祖父办报几个特点：第一、白话办报；第二、价钱便宜，一份报只要三文，买一支烟的钱就可以买一张报纸；第三、每天都可以看到，单张印刷。这三条措施在当时的报界是有开创性的。它的主导思想就是传播新科学、新知识，开启民智。当时很多老百姓并不读报。但《京话日报》创办后，很多老百姓都迷上看报。在上海创办《字林沪报》的蔡云松先生来北京时，被《京话日报》震动，他说《京话日报》使报纸真正进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让最普通的民众成为了报纸的热心接受者。彭翼仲办报启发了国人的国民意识，报纸成为了天下人说话的地方，北京舆论环境由此开启。

　　彭翼仲曾因得罪权贵而被发配新疆

　　刘雁：这份报纸让大家都可以发表言论？

　　彭望苏：它让老百姓的言论和疾苦都反映在报纸上。另外，它强调“文化办报”，促进市民读者成为主要读者群。另外他还推动社会净化，发起了“国民捐运动”，塑造了新的国民。

　　杨早：为什么其他报纸没有《京话日报》影响大？因为《京话日报》是用北京话写作，它特别容易发动群众参与其中。

　　刘雁：写的文章，让不认识字的人听了也能明白。

　　彭望苏：彭翼仲《京话日报》传播的时候有多种方式，不认识文字的，别人可以读给他听。北京南城有一个著名人物，就喜欢说唱《京话日报》。

　　这里有些《京话日报》的读者照片，说明两点：第一、人们迷报；第二、老百姓很自然地开始关心国事，这是一种国民意识的体现。

　　刘雁：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彭翼仲。

　　彭望苏：彭家若干代，已出了很多读书人。彭蕴章做过咸丰朝英武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领班，彭翼仲是彭蕴章的孙子。1905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他差点丧命，从此便决心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后来便办了《京话日报》。

　　他在办报中坚持刚正的心态，1906年著名的南昌教案发生后，该报连续报道事件真相，并将被法国传教士残害致死的南昌知县江绍棠遗体的照片公诸报端，揭穿了江是自杀的谎言，激发起读者对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后来，因为得罪了权贵，彭翼仲在1907年被发配新疆，当时北京城数千民众自发上街为彭翼仲送行。辛亥革命后，他返回北京，很快恢复出版《京话日报》。

　　“中国民间社会正逐步壮大”

　　刘雁：这本书的序言是杨早写的。这段历史给您带来什么触动？

　　杨早：近代史上，没有一份报纸像《京话日报》一样，凭一己之力，就促成了国民运动。1900年“庚子事件”，赔款4.5亿两，分年偿付，连利息一起便是9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有人提议民众凑钱提前还贷，《京话日报》便发起了“国民捐”，这个活动完全属于民众自愿，不会有人上门强制逼捐，这些国民捐款放在户部银行专款专用，任何人怀疑这个账目都可以直接查看，绝对不会阻止。这在当时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现在，中国正面对着民间社会逐步壮大的现实。这一过程中，曾经的一些历史事件和教训，我们必须吸取，这本书对此有帮助。彭翼仲和“国民捐”这件事情，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刘雁：马勇老师说，彭翼仲是近代第一代办报者，在晚清和民国办报纸也是启蒙教育的一个主要方式。

　　马勇：中国报业可以说是在洋务运动中蓬勃兴起的。当时报纸是有管制的，不过要承认当时管制是有好处的，他有着在民主体制下不可能有的效率。然而，问题也是有的，很多人都在批评这种管制。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谈判时发现当时的日本报纸却都在连篇批评自己的政府漫天要价。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释放媒体，知识产权也开始保护。第一份民间报纸是康有为、梁启超办的《大公报》。1895年市场细化，每个文化发达的县都有自己的报纸。《京话日报》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报纸。

　　彭翼仲后来被流放是因为揭露清廷的腐朽罪恶，触及了底限，他恢复办报后仍然保持了报人基本的良知，那时候彭翼仲真正发挥着新旧交替积极的作用。一个社会有良知，就一定要让大众的声音可以表达。

　　杨早：彭翼仲的思想高度，在同时代当中不算是最高的，他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等老一代的思想传承，但是他特别坚定。他发现了民众愚笨之处，因此办报推动民众文化启蒙。另外他认为，中国的报纸要全是外资的，就意味着话语权不在中国人手里，所以他要办“中华报”。

　　“很多简单化的历史结论值得再思考”

　　彭望苏：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点是《京话日报》体现了开放的舆论深层面貌；第二点，我们从小就获知一个主流文化认可的结论——白话文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行标志。我们看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就可以发现，白话文早早地就有了。台湾有一个学者说，白话文运动，是从18世纪以来源源不断推进的。由此，我感到很多简单化的历史结论值得再思考。被认为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旗手的胡适，在《京话日报》创立之时，年仅11岁。

　　可怕的是一个时代的整体性遗忘

　　读者：我想问一下杨早先生，如今一则新闻出来之后群情激愤，但很快又被另外一则新闻掩盖了。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早：我们激进地表达着愤怒，但另一个新闻出来，又转移了我们的愤怒。这一现状，让人有一定的宣泄渠道，但宣泄之后你不做激进的事——这也是新闻的作用。但不等于说，我们读了新闻之后，隔一年之后想不起来当时的事件了。每个人对社会的想象、对世界的看法，是一次一次积聚的结果，累计下来后，就会形成固定的、民意的东西。一件事情忘记不可怕，可怕的是将一个时代整体性忘记。

　　读者：听说当时《京话日报》发行量非常大，很多民众都看这种报纸。最近我看到一个讲述青年毛泽东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当时毛泽东想办学，发传单，但是没有人看得懂，他们就唱戏来表达。我想问，《京话日报》民众都在看的比例有多大？这一说法可信度有多大？

　　彭望苏：《京话日报》一开始出版量不好，第一年基本上处于亏本状况，此后报纸的销路扩大了，这是因为《京话日报》在逐步发展，最好的时候。每日发行量达到一万多份，当时是相当高的记录。您刚才说唱戏，有很多开茶馆的人、说书的人在赚钱的时候，专说《京话日报》上的东西。

　　杨早：彭翼仲特别鼓励把报纸上的事情改编成戏剧，将这两种东西结合起来。1904年的茶馆里，出现了记者和说书者同在的景象。彭翼仲用了所有可能的方式，让民众参与其中。后来《中国白话报》发给人看，但是很多人看不懂。蔡元培写白话历史，里面有很多的历史故事，但是不知道历史的人根本看不懂报纸，而彭翼仲的报纸内容更接近于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