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推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政策
下场：绞刑
东条英机（1884.12.30～ 1948.12.22）日本首相，陆军上将，甲级战犯。生于东京一军阀家庭，自幼受军国主义思想教化，先后毕业于东京陆军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
1905年任步兵少尉，参加日俄战争。1915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驻德武官、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动员课长、步兵团长、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长等职。主张建立法西斯独裁，鼓吹对外扩张，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
1933年3月晋少将，11月任陆军省军事调查委员长，镇压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
1935年9月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兼警务部长。翌年晋中将。
1937年3月任关东军参谋长，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支持日本731部队进行活人试验，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策动内蒙“独立”。卢沟桥事变后，率部进攻察绥和晋北地区，侵占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等地。
1938年5月起历任陆军次官兼航空本部长、航空总监，鼓吹对中、苏同时作战，参与制造张鼓峰事件与诺门坎事件。
1940年7月任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主张对内实施总动员，完善战时体制，加紧扩军备战；对外与德、意结盟，乘欧战爆发之机向东南亚扩张。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关东军进行特别大演习，伺机对苏开战。
1941年10月出任首相兼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建立军政一体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晋陆军上将。同年12月派兵袭击珍珠港，入侵东南亚，挑起太平洋战争。
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受挫后，为挽回不利局面，对占领区采取“怀柔政策”。
1943年出访东南亚，承认缅甸、菲律宾“独立”，扶植傀儡政权；在中国推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
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全面进攻后，其内阁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境地，7月被迫辞职。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
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策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板垣征四郎
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扩大侵华战争
下场：绞刑
板垣征四郎（1885年～1948年）日本陆军上将，甲级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板垣征四郎出生在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其祖父直作是藩主的讲师，神道教徒；其父亲政德受日本儒学影响较深，是个虔诚的神道教徒。板垣深受其祖父的影响，从小立下了“长大以后当大将”的志向。
他先后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任排长。1913年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16年毕业。1917～1919年，任参谋本部部员，驻在中国昆明、汉口，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1922年到参谋本部中国科任职，频频到中国从事阴谋活动。1929年任关东军某部团长，驻中国沈阳。当年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1年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狼狈为奸，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前，他就不止一次地鼓吹侵略中国东北，把东北看成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并参与了事变的阴谋 策划活动。后来，他实际充当了这次侵略行动的主角和前线的实际指挥者。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充任执政顾问和军政部最高顾问。 1937年，他本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却跑到天津策动国民党政府的内变工作，以配合日军大举进攻热河、华北。1934年升任关东军副 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又染指内蒙，妄图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在内蒙和华北制造伪政权。1936年升任关东军参谋长，又在内蒙挑起了绥远事件。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担任驻本土广岛第5师师长的板垣征四郎，又被派往中国直接参加侵略华北和华中的战争。同年率军进攻山西时，在平型关战斗中遭到中国八路军的痛击。1938年春，又率第5师参加徐州地区的作战，在台儿庄战役中受重创。1938年5月，奉调回国，出任改组的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亲自下令扩大战争范围。
他参加了重要内阁会议，决定打倒中国国民政府，以拼凑的傀儡政权取而代之，并对筹组汪精卫傀儡政权负有重要的罪责。1939年9月至1941年7月，担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继续参与侵华战争的指挥事宜，并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解放区的暴行负有责任。1941年晋升上将，调任日本朝鲜军司令。1943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5年4月，出任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第7方面军司令，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等地同盟军作战。9月日本宣布投降后，率第7方面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
板垣征四郎作为日本法西斯军事头目之一，积极参与策划和实施了对中、美、苏等国的侵略战争。他在侵华战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总部于1945年12月下令将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逮捕。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板垣征四郎，检查官指控他犯有侵略中国等10项战争罪行。
1948年11月12日，法庭最后判决板垣征四郎绞刑。同年12月23日， 板垣被押上东京巢鸭监狱行刑室的绞刑架，12分钟后气绝命亡。
广田弘毅受审照
广田弘毅：参与所有对华战争扩大化的决策
下场：绞刑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广田弘毅是被处以绞刑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中惟一的文官。
广田1878年生于九州福冈，早年结识有“右翼运动大祖师”之称的头山满和前外相副岛种臣等人，深受其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1901年，广田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
参与起草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
在校期间，广田于1903年夏到中国东北与朝鲜考察俄国动向，提出了日俄战争不可避免，日本应先发制人的调查报告，崭露头角。1906年，进入外交界。1913年，任外务省通商局第一课课长。1915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广田便是这一侵略性文件的起草人之一。此后，广田历任外务省情报部第二课课长，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驻荷兰公使、驻苏大使等职，青云直上。
1933年，广田出任外务大臣，虽然高唱“和平外交”，却支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从外交上挤压中国。这一时期，日方先后迫使中方订立“何梅协议”和《秦土协定》，并积极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图谋将华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面对中国与英美等国关系的改善，日本横加干涉。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声称中国如果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实行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日本不得已惟有加以打击。
1935年10月，广田提出了关于中日关系的三原则：1、中国应彻底取缔排日活动，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2、中国应正式承认“满洲国”，实现中日满在华北的经济合作；3、中日满应在防共问题上合作。“广田三原则”实际上是要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
以广田组阁为标志，法西斯体制在日本建立
日本右翼军人于1936年2月26日举行暴动。暴动平息后，首相冈田启介辞职，内阁其他所有大臣一道下台，惟有广田出任新一届内阁的总理大臣。
不久，日本内阁便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将陆海军大臣的任职资格限定于现役将领的制度，使军部能在政府与军部意见不合时，以陆海军大臣辞职等办法使政府无法组成，只有下台。这样，政府只好听命于军部。以广田上台组阁为标志，以天皇和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体制在日本建立起来。
广田新内阁不久便制定了确立扩张方向的《国策基准》，其确定的国策是“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为向中国扩张和准备南进，日本全面扩军备战。陆海军分别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和庞大的造舰计划，并在言论、产业等各方面加强了统制。可以说，在广田内阁时期，为战争而建立总动员体制的工作已经开始。
1936年10月，广田内阁的藏相公开宣称，日本已进入“准战时体制”。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在防共的名义下与德国结成政治同盟。这一协定向建立国际法西斯同盟迈出了一大步。
广田参与了所有对华战争扩大化的决策
广田内阁于1937年1月总辞职。同年6月，广田出任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外相。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广田参与了所有对华战争扩大化的决策，是日本推行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
战争初期，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但在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外务省方面提出了令中方难以接受的近似于投降的苛刻条件，实际上堵死了和谈的道路。陶德曼调停无果而终。此后，日本政府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关闭了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大门，中日战争走向长期化。
1940年，广田出任米内光政内阁的参议，担当起顾问的角色。同年，参加了决定第二次近卫组阁的重臣会议，广田由此进入国家“重臣”之列。重臣负有挑选首相组阁的重大权限。直到日本战败为止，广田一直参与日本历届内阁的组阁工作，为日本国家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分子之一。对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挑选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广田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面临战败之时，广田曾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秘密会谈，力图争取对日本有利的投降条件，但未能成功。1945年12月，广田弘毅被驻日盟军逮捕。
1946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广田弘毅为甲级战犯。法庭认为，广田弘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持日本外交或参与日本外交决策，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同盟及挑起太平洋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针对辩护方提出的战争的责任在军部以及广田始终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纷争的辩辞，法庭的判决书指出，广田在日本政府内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物和强有力的指导者，“在他所任职的整个时期中，他对于军部及各届内阁所采用所实行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者，有时是支持者”，“当从事谈判的时候，对于牺牲日本邻国所得来的或欲得的利益以及所期待的利益，是绝对不愿放弃的；如果不能用外交谈判满足日本的要求时，一向就赞成行使武力”。
判决书还指出，在发生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时候，身为外相的广田明知每天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杀人、强奸及其他暴行，但“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他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停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忽……他的怠忽已构成犯罪”。因此，法庭判定广田犯有“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并判处其绞刑。1948年12月23日，广田弘毅在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
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策划“华北自治运动”
下场：绞刑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从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先后就读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关任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著，于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九·一八”事变共谋者，一手导演成立伪“满洲国”政权
土肥原调到沈阳后几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土肥原正奉召到东京汇报东北情况。但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1931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1、事变发生时他虽然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2、土肥原被召回东京时，在报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3、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长。4、土肥原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提出在东北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日本傀儡政权。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他亲自赶赴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乘机将溥仪从天津劫持到东北。在土肥原等人的导演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权很快成立，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大量资源，东北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
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
日本侵占东北后，又向华北扩张。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在他的策划下，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中国地方首脑进行拉拢，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但没有收到成效。于是，土肥原又开始寻找其他机会。
1935年5月，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因无证件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为由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之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包括：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务机关进入北京后，继续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证，土肥原曾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进行密商，要求后者“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动下，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宣告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土肥原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并安插了一些亲日分子充当委员。
以上事实说明，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土肥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局部侵华战争和建立在东北的殖民地统治，以及分裂华北的活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率部入侵，进军神速，被日本媒体称为“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6年3月，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第14师团师团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之后在华北作战，一路杀向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黄河进入陇海铁路向郑州方面进攻。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侵略是该事件的根本起因。
1938年6月，日本为在占领区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调土肥原中将负责，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并未取得成效。1938年底汪精卫叛国出走后，日本改将汪作为统一中国伪政权的对象。
土肥原于1939年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1940年调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并出任陆军航空总监；1943年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统辖日本驻马来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1945年调回东京任教育总监。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1948年11月，土肥原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南京暴行元凶之一
下场：绞刑
松井石根，1878年7月27日出生在日本爱知县爱知镇的牧野字村（今名古屋市中区牧野镇），是旧名古屋藩士、汉学家松井武国的儿子。松井石根生来身材短小，而且体弱多病，但性格倔强。松井家祖上世代为将，继承武家门第成为他日后从军的原因之一。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个多月后，淞沪抗战也拉开了序幕。8月12日，日本大本营决定以第3、11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以支援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松井石根因是公认的“中国通”和攻坚战专家而被重新征召入伍，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
他在离开东京前，要求拨给上海派遣军5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他已经想好了在一旦占领上海后就进攻南京。”他从东京出发时，又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杉山元陆相等人宣称：“此番无论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
12月8日，松井下令空投《劝降书》，要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和平开放南京城”，遭拒绝。10日下午1时，松井下达了向南京城发动总攻的命令。经过3天激战，守军渐显不支，13日，日军第6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率领下最先从中华门攻进南京城。南京陷落。随即日军临时攻城总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王亲自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命令，日本军队以搜寻败兵为名在在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一场持续6个星期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震惊了国际社会，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当时派驻南京的代表曾向其本国政府报告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日军是“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
迫于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于1938年3月5日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将佐约80人。
同年7月20日松井石根出任内阁参议，至1940年辞职。同年2月与其他退伍军官在他的故乡热海市建造有面向南京方向的“兴亚观音”，纪念日本及中国双方在战争中的牺牲者。企图为自己赎罪。次年任法西斯组织大政翼赞会下属的大日本兴亚同盟副总裁，1942年4月4日，松井石根受日本天皇“叙勋”，授一级金鵄勋章。1943年任总裁，继续宣扬大亚细亚主义，为配合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积极活动。
日本战败投降后，1945年9月19日，驻日盟军总部下令，将松井石根作为战犯逮捕入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开始，对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战争罪行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审讯。
审讯中，松井石根辩称自己当时因生病而未能阻止部属的暴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证驳斥说：“他的疾病既没有阻碍他指挥在他领导下的军队的作战行动，又没有阻碍他在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日之久。对于这类暴行负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于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治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无辜市民。由于他玩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宣读了起诉书共计三大类55项罪状（但后又裁定，起诉书中的“反和平罪”不成立），判决其有罪，处以绞刑。12月23日零时，松井石根在东京巢鸭刑务所被送上绞刑架。十二分三十秒后松井石根被确认死亡。1978年（昭和53年）松井牌位与其它六名甲级战犯一同迁入靖国神社合祀。
木村兵太郎
木村兵太郎：出任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放任日军暴行
下场：绞刑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28名日本战犯分别犯有“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有7人被判处绞刑，其中就包括木村兵太郎。木村兵太郎担任过近卫内阁、东条内阁的陆军省次长，后被派赴缅甸任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不过，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辩护方为他鸣冤叫屈，称他不过是陆军大臣的助手，不应该负有战争责任。这里，有必要说明他在侵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宣判依据。
木村兵太郎是土奇玉县人，1888年9月出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参谋本部部员、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等职。1929年伦敦裁军会议时，他作为随员参加了会议，当时就积极主张摆脱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约束，鼓吹自主发展军备。
诺门坎战役日军遭重创后，积极筹划对苏联开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木村先后任野炮第22联队长、整备局统制课长、兵器局长、第32师团长等职，1940年升任关东军参谋长。是时，由关东军挑起的诺门坎战役刚刚结束，日本中央军部迁怒遭受重挫的关东军，由梅津美治郎和木村兵太郎接替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职务。木村上任后，继续坚持陆军派的强硬立场，积极酝酿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筹划对苏开战。
1940年7月，东条英机就任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上任伊始就暴露出实施军事独裁、发动更大战争的野心，积极拉拢和拼凑自己的亲信班底。时为陆军大将的木村兵太郎成为东条的首选对象，被推举为陆军省次长。从这时开始，木村作为东条最为信赖的部属之一，伙同东条等人把战火烧向太平洋战场。
1941年10月，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东条英机趁机登台组阁，不仅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还身兼陆军、军需、内务大臣等职，木村兵太郎虽然仍居陆军省次长之职，但实际上与军务局长武藤章共同执掌起陆军省的大印，为东条内阁发动更大的军事冒险筹划一切。10月24日，东条内阁主持召开大本营联席会议，按照陆军省提出的计划全面部署了对美开战的一切事宜。会后，南方陆军部队迅速向作战地点集结，海军也以鹿儿岛为模拟作战场所，终日进行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演习。在这一系列的军事部署中，木村是具体的策划者和指导者。11月5日，御前会议召开，最后批准了木村等人提出的陆军省对美、英、荷作战计划，决定于12月初正式宣战。
出任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放任日军暴行
太平洋战争打响后，日本陆军相继占领了新加坡、香港、菲律宾等地，1942年5月，又占领了缅甸。翌年8月，日本政府假惺惺地宣布承认缅甸“独立”，并在仰光设立日本驻缅甸大使馆。
事实上，日本侵略军从占领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域的第一天起，就露出凶残和贪婪面目，疯狂掠夺这里的资源，残酷镇压和屠杀当地民众，妄图以血与火维持殖民统治秩序。其中，有被称作“巴丹死亡行军”的虐待英美战俘的恶举；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疯狂“大检举”、“大逮捕”，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特别是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10月间，占领军为了修筑泰缅铁路，强迫数十万英美军战俘和劳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服苦役，先后有一两万名战俘和25万名劳工悲惨死去……这一切都是木村担任陆军省次长期间日本军队在各地犯下的战争罪行，除陆军大臣负有责任外，木村也难辞其咎。
1944年7月，东条内阁被迫总辞职后，木村兵太郎出任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木村上任以后，对日本军队的残虐行为继续采取放纵的态度，甚至强征30余万名印度尼西亚壮丁充当“兵补”，驱赶他们到缅甸和新几内亚作战，其中有90％的人悲惨地死在热带丛林中，也给缅甸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木村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当时，随着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崩溃，日军在东南亚各个战场也呈现出不可挽救的颓势。木村拼命组织军队固守阵地，力图扭转败局。1943年10月，中美和英印联军开始反攻缅甸，木村指挥的三个师团损失惨重，不得不收缩兵力，节节败退。到1945年初，中美和英印联军逼近仰光，木村面临着岌岌可危的态势。1945年4月23日，木村丢下部属和军队，只率几名随从乘侦察机仓皇逃出仰光，日本在缅甸等地的殖民统治宣布崩溃。
极力推脱罪责但依然被绞死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以木村参与和策划对美、英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将其列为Ａ级战犯嫌疑人。
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犯有“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反和平罪），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罪，对美国的侵略战争罪，对英国的侵略战争罪，对荷兰的侵略战争罪，以及“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包括授权、命令、允许违法行为，无视违法行为的责任）等共计7项罪名，被判处绞刑（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战犯多为6项以下罪名）。
当时，日本辩护方称，木村不过是陆军次长，地位低微，不应视为主要战犯。
但起诉方指出，木村是陆军省仅次于陆军大臣的人物，实际上承担陆军大臣的职责，他不仅赞同陆军大臣的政策，而且是具体推行这一政策的实际首脑，包括他任职期间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他都负有决定性的责任。1948年12月23日，木村在巢鸭监狱被处绞刑。
武藤章
武藤章：下令日军随意在南京市内宿营，酿成了南京大屠杀
下场：绞刑
武藤章1892年12月生于日本熊本县，192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其后，他先在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部工作，后调入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负责搜集国际情报。1933年，武藤章奉命到中国中部和南部搜集情报；1934年调赴东京步兵第一联队；1936年重被调到中国，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搜集情报为武藤章所擅长，经他整理的情报和实地调查报告对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不少作用。1936年，他被晋级为大佐。
关东军侵略东北期间，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并侵占绥远的目的，策划了德王成立伪“蒙军政府”事件，但因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发动绥远抗战，德王失败。武藤章参与了绥远事件的全部过程，并出面善后，指挥德王后撤以保存实力。1937年，武藤章调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课长，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建立兵站、组织兵员等。
卢沟桥事变发生，如同服了兴奋剂，认为是“愉快的事情”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对于武藤章来说，如同服了兴奋剂。他迫不急待地打电话给时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大佐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但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现了战争指导方面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所谓“不扩大派”，只不过是从“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有更多的兵力以备将来向苏联开战，因而希望把对中国的侵略暂时限定在一定区域；而“扩大派”则是从“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以速战速决占领全部中国，继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
武藤章是“扩大派”主要成员，坚决主张立即扩大侵华战争，不仅向华北，同时向青岛和上海出兵。最后，武藤章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的侵略战火很快在中国大地蔓延。武藤章也因提出扩大侵华战争计划，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天皇。
武藤章不仅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成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先锋。“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于是，武藤章又提出派兵在杭州湾登陆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后，日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得逞。因献策有功，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就任新职后，又提出立即进攻南京的建议。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采纳了他的建议后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
下令日军随意在南京市内宿营，酿成了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之而来的是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的灾难，武藤章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12月17日，华中方面军为庆祝日军占领南京，在一片血泊中举行入城式，武藤章紧跟在骑马的松井石根后面，乘汽车抵达南京中山门外，又陪同松井石根，自中山门至中国国民政府官邸，检阅列于两旁的侵略部队。当时武藤章以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负责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宿营安排。武藤章宣布南京城外宿营地不足，日军官兵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选择宿营地。这一声令下，犹如打开了野兽的牢笼，日军冲向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看到男人就杀，看到妇女就强奸，看到财物就抢夺，导致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1938年7月，武藤章调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又开始了他在华北地区对中国人民的屠戮罪行。同年10月，他因不断策划扩大侵华战争而受到日本统治者赏识，被晋升为少将。在华北期间，武藤章参与指挥了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围攻作战，对冀中进行的五次大“扫荡”。凭着对中国人民血腥屠杀的“战功”，1939年他又升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
被控诉为推动日本向美英开战的元凶
在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期间，武藤章又积极参与了太平洋战争的策划。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公诉人基南控诉武藤章是推动日本向美英开战的元凶。武藤章辩解说他在当时并无决策权。而基南引用大量文件，证明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的半年多时间里，召开过几十次会议讨论对美开战问题，武藤章每次都到会鼓吹对美开战，并参与制订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如田中隆吉证实：“1941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曾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4天后的同月29日，武藤章局长就断然拒绝说：‘假如日本接受这项要求，那日本必将成为赤贫而毁灭，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出之一战。’”
1942年，武藤章晋升为中将，调任近卫师团长，率军入侵菲律宾；1944年调任第14方面军参谋长。在侵略东南亚期间，武藤章又犯下屠杀东南亚人民和盟军战俘的罪行。
在战后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公诉人以确凿证据提出：在“武藤章被任命为日本驻北苏门答腊帝国近卫军司令官”之后，“凡是由其军队占领的地区，就都有最残酷的暴行发生，武藤章对此负有责任。战俘和被拘禁人员遭受的是饥饿、有病有伤不予医治、刑讯拷打和任意杀戮，而对待平民百姓则采取灭绝政策。”尽管武藤章仍为自己的罪行百般辩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然认定：“他在菲律宾任参谋长期间，日本军队正在对平民搞大批杀害、刑讯和其他暴行活动，对待战俘和被拘禁人员则是用饥饿、刑讯折磨他们，或把他们杀掉。武藤章对此等令人发指的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负有责任。”
上述事实表明，武藤章自参加日本军队之后，一直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并积极鼓吹扩大侵华战争，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武藤章为甲级战犯，宣判处对其处以绞刑。同年12月23日，武藤章在东京鸭巢监狱被执行绞刑。
松冈洋右
松冈洋右：大力推动日德意三国轴心
下场：病死，面与审判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在被作为战犯而逮捕的人里面，有一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竭力推动日本走上新的战争道路，自始至终参与了日本对中国与亚洲的侵略，并促使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可是，此人在被起诉后仅一个月就死在了医院里，从而逃避了正义的审判。这个战犯就是多年担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
从以优异成绩考入外务省到退出外务省
松冈洋右1880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这里被称为产生日本右翼政治家的地方。松冈洋右11岁时因家庭破产而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0多年。1898年他进入俄勒冈大学学习。1902年毕业后，回国参加了外交官考试，因成绩优异而被外务省录用。从这时起，松冈洋右活跃在日本外交领域，其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4年起到1921年，他在中国任职，被称为“大陆派”外交官。1904年松冈洋右作为领事官候补被派到上海。日俄战争后，日本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外交人员，于是他又被派到中国东北。这时，日本已经通过条约从俄国手中获得了旅顺、大连，设立了关东都督府，松冈洋右担任关东都督府的外事课长，专门与中国打交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强烈主张向西伯利亚出兵，松冈洋右也是积极响应者，被称为“大陆派”外交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外交界主张对英美协调外交一派占据了主流地位，松冈洋右就在1921年退出外务省。
从控制中国东北的副头领到国会议员
第二阶段，从1921年到1934年，是松冈洋右活动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他被当作日本的“外交英雄”。退出外务省的松冈洋右得到当时为日本陆军大将，也是其同乡的田中义一的推荐，一个月后就进入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日本对东北进行控制与经营的国家代理机关。
当时的“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对松冈洋右极为欣赏与信任，1927年，松冈洋右成为“满铁”的副总裁。在这期间，“满铁”制定了野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准备通过铁路控制中国东北，推进日本已经确立的大陆政策。
田中内阁下台后，松冈洋右辞去在“满铁”的职务，回国致力于政治活动，成为“政友会”议员。他继续推进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大力呼吁“满蒙生命线”，而猛烈批评主张与欧美各国进行“协调外交”的币原外相，主张强硬外交，鼓吹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并扶植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由于中国政府的申诉，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临时会议。松冈洋右明知日本的侵略行径会遭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但还是同意担任日本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他在会议上强词夺理地与各国代表辩论，竭力为日本的立场辩护，声称日本是在“维护日俄战争中牺牲10万英灵换来的在中国满洲的利益”，仍然在鼓吹他的“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退出国联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在国联讨论中，日本遭到了孤立。1933年通过决议的时候，在全部43个国家中，有42个国家承认中国对中国东北的主权，认为日本的占领是不当的。只有日本投票赞成自己的行动。表决后，松冈洋右登上主席台发表声明称，日本方面不能接受会议通过的决议，后来又宣布退出国联。
然而，在1933年4月松冈洋右回国的时候，他却被当作国民英雄，报纸称松冈像凯旋的将军一样受到了日本国民的狂热欢迎。可见，松冈洋右对把日本推向侵略战争的道路，成为战争策源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松冈外交”时期大力推动日德意三国轴心
第三阶段，所谓的“松冈外交”时期。对日本来说，松冈洋右的最大“功绩”是在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的三国防共协定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建立了日、德、意三国轴心。
松冈洋右从日内瓦回国后不久，再次回到“满铁”，这次则担任总裁。在原有政策基础上，松冈又积极配合日本对全中国扩张的计划。他对外交仍念念不忘，对“妥协外交”极为不满，声称应将外务省敕任官以上的官员全部解职。
这一时期，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脱离国联，于是，在国际上采取孤立政策的日本与德国迅速接近。1936年11月，日德缔结以苏联为对象的防共协定。德国以苏联为假想敌，日本也认为苏联是巨大的威胁。1937年，意大利参加，成为日德意防共协定。
1940年7月，近卫内阁邀松冈洋右担任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提出必须对外交政策有决策权，得到了近卫的认可。松冈洋右提出：“首先应当强化与德国、意大利的关系，努力避免与美国的无益的冲突。但是在美国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必须要断然排除。”他还认为在苏德订立条约的情况下，主张把苏联拉入三国联盟，以4国的力量与美国对抗。
排除异己，更换40名大使与公使
为了排除异己，松冈洋右更换了40名大使与公使，清洗了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为进行三国联盟打下基础。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签字。松冈洋右在东京招待德国与意大利大使及日本政府要人，举行盛大的庆祝会。第二年3月，松冈洋右访问德国柏林，专门拜访希特勒。同时，他竭力提倡“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把日本的外交政策与日本法西斯的对外扩张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从1940年起担任日本外相的这段时间，他被称为推行“我行我素”的独立外交的外相。
此后，松冈洋右还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妄图实现其三国联盟取得苏联协助的幻想。在近卫内阁总辞职后，松冈洋右还留下来，继续与美国谈判。
松冈洋右的外交活动方式所强调的所谓“大动作”，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看来是“奔放”、“雄伟”的，但其实是把日本推向战争之路的罪魁祸首。因此在日本战败后，1945年11月，他被宣布为第二批战犯嫌疑而逮捕。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开始，松冈洋右因肺结核病情严重而未出庭，6月27日病死，被免于审判。
永野修身
永野修身：制造“一·二八”事变
下场：病死，面与审判
“不战必定亡国，战也许仍避免不了亡国。但是，不战而亡是丧失国魂的亡国，只有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才有可能死中求活。胜也好，败也罢，只要保留下护国的日本精神，我们的子孙就可能再起！三起！”1941年9月6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海军大将永野修身就说了这番话。同年11月1日，永野又说：“从今年1月开始，对美开战已经势在必行，到今天几乎不可能阻止，该来的一定会来到。”一个月后，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
下令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1880年6月，永野修身出生在日本今天的高知县一名藩士的家庭，1900年毕业于海军兵学校，不久参与日俄战争，任海军重炮队中队长。在攻击旅顺的一次战斗中，他指挥炮队偶然击中一艘停泊在旅顺港的俄舰，这成为他的“功名美谈”，战后被选送到海军大学深造。1913年，他被派赴华盛顿任驻美国大使馆少佐武官，3年后回国任军令部第三班班长，负责情报收集工作。1928年，永野晋升少将，任海军兵学校校长，期间，他以培养海军士官的“江田岛精神”而露头角。江田岛是位于濑户内海的一个岛屿，与世隔绝，在这里培训效命皇国日本的海军士官。
“九·一八”事变后，身为海军军令部次长的永野，下令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又迅速向上海增派海军第3舰队，向中国守军大举进攻，造成3万余中国军民伤亡，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
竭力推动军备计划的通过，把日本“战船”开向战场
1934年5月，西方国家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同年12月会议进入最后期限，作为日方全权代表，永野修身大将在会上提出了一份庞大的日本海军吨位计划。最后，永野代表日本政府宣布退出伦敦裁军条约。从此，日本开始无制约地发展军备。
1936年，“二·二六”事件爆发，一批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刺杀政府要员，鼓动推翻政党政治，实行军人政治。事件被镇压后，永野修身入主内阁，就任海军大臣。
永野上任后，伙同内阁中的强硬派制定了所谓积极的对华方针。在永野等人的极力斡旋下，广田内阁修订了“国防方针”，出台了装备50个师团和建造海上主力舰、航空母舰各12艘的扩军计划，其中包括建造“大和号”和“武藏号”等大型航空母舰的补充计划，军费开支达
14亿日元，占总预算开支的46.4％，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为了促进军备计划的通过，永野串联各内阁成员和政党党首，竭力推动内阁通过建造大型战舰的军事预算。
永野海军大臣还会同外交、大藏、陆军大臣制定了“国策基准”，其中规定了四项内容：一是在东亚体现皇道精神；二是安定和巩固日满（即中国东北）国防；三是铲除苏联威胁，防备英美；四是发展南方民族的经济。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项综合“南进”论和“北进”论的国策方针。永野海军大臣还同外交、陆军大臣商定了“帝国外交方针”，提出“日满支共同对苏防御，防止赤化，日德提携”的方针。
用“手术说”游说对美英开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永野修身转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军事参议官等职。1941年4月，在日美交战迫在眉睫的时刻，永野修身出任军令部总长，成为海军部队的最高统帅。
永野上任伊始，就站在海军主战派的立场上，积极支持对美开战。1941年6月5日，海军国防政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当前形势下帝国海军应采取之态度》，主张向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今越南）进军，确保荷属印度支那（今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资源，并公开主张不惜对美一战。身为军令部总长的永野修身签署了这份文件，还对手下的作战部长等要员说：“就像对待危重病人一样，要帮助他起死回生只有施行手术，别无他策。”当时部下听了这番话都感到“有些吃惊”。7月2日，在昭和天皇出席的大本营联络会议上，通过了《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要纲》，《要纲》决定展开“对英美作战的准备”，“强化南方进出的态势”，“帝国为确保此目的的实现，不惜与英美一战”。永野作为军界要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要纲》上签了字。
签发海军命令，偷袭珍珠港
1941年10月，眼看日美交涉毫无进展，处在穷途末路的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强硬派东条英机组阁，立即着手对美作战准备。永野辖下的海军部很快制定出《南方作战海军构想案》，决定同美国海军展开一场决战，策划以海军航空母舰为主力偷袭珍珠港，另一支舰队进攻菲律宾和配合马来半岛作战。
早在1941年初，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就酝酿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得到军令部总长永野的积极支持，10月20日，这一计划被正式认定。11月2日，内阁总理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三人联名上奏天皇，决定遵循9月6日御前会议制定的《帝国国策实行要领》，不惜对美一战。12月1日，军令部总长永野以天皇名义颁发了大本营海军令（简称大海令）第11号，命令中指出，“帝国决定于12月上旬对美、英、荷兰开战”，“联合舰队依据大海令第9号，支那方面舰队依据大海令第10号展开作战”。12月2日，永野又发出大海令第12号，命令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于12月8日零时以后依据大海令第9号发动武力攻击”，这里的“大海令第9号”就是偷袭珍珠港的命令。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由于永野的开战“功绩”，1943年8月晋升为元帅。1944年2月，东条英机集总理、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之职于一身，内阁进一步军事独裁化，军令部总长由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兼任，永野修身辞去职务。
1946年2月，根据联合国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有关国际法，永野以“反和平罪”被逮捕，列入首批28名A级战犯名单中。1947年1月5日，永野患肺炎在巢鸭拘留所死去，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最后审判。
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
平沼骐一郎：反对无条件投降，誓死维护“国体论”
下场：保释出狱后病死
平沼骐一郎出生在日本津山藩（今冈山县）一个藩士家庭，自幼就读私塾，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888年毕业后被选拔进入司法省，经见习期后被录用为法官，先后任东京地方法院法官、东京控诉院法官、东京控诉院部长等职。1899年升迁为东京控诉院检察官，1907年升任大审院检察官，后任司法省民刑局长，从此进入政界。
创立右翼团体“国本社”，汇聚大批军国主义分子
平沼在司法界的10年里，相继任大审院院长、检察总长等要职，同政界的联系越发密切，同时着意培植个人势力，联络显贵，巴结军部，1923年终于拜相封爵，进入山本权兵卫内阁担当法务大臣。
然而，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难波大助暗杀摄政宫裕仁（即后来的昭和天皇）未遂的“虎之门事件”，对平沼来说是一大冲击。他决意利用团体的力量捍卫日本的“皇统”———这也是他由来已久的神国史观和天皇史观的表露。平沼被日本政界称作“敬神家”，他敬畏和崇拜天皇，推崇日本的国体，宣扬日本是“神之国”，主张天皇亲政，所以，于1924年创立一个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右翼团体，称为“国本社”，顾名思义是以国家主义为根本，维护日本的“国体”。
在平沼影响下，司法界的原嘉道、铃木喜三郎、山冈万之助，内务官僚后藤文夫，海军界的加藤宽治、末次信正，陆军界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小矶国造等人都汇聚在他的旗下，这些人大多是狂热鼓吹扩张主义的军国主义分子，尤其是陆海军人物，后来都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骨干成员。
这以后，平沼在政界扶摇直上，先后任贵族院议员、枢密院顾问，又被赐为男爵，1926年升任枢密院副议长。平沼如同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引起朝野内外的关注，入主内阁魁首的呼声也日甚一日。但是，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对其陈腐的政治观念不以为然，认为平沼从敬神的立场主张天皇亲政是与时代不合拍，所以当枢密院议长退职后，极力反对平沼接替议长职务，直至后任议长因病去职，因平沼明确表示自己反苏反共的立场，才被元老们接受，终于登上枢密院议长的宝座。
实施警察宪兵统治制度，驱使全体国民无条件为战争效力
1939年1月，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在军部和右翼团体的支持下，平沼骐一郎终于爬上总理大臣的宝座，出面组织平沼内阁。当时，日本已经发起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日本陆海军的主力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日本的人、财、物等战争资源日见紧缺，亟待政府出台对策，扭转局面。平沼上台伊始颁布了《扩充生产力计划要纲》，决定动员日本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扩大军工生产规模，藉以维持侵华战争。随之，又修改了兵役法，废除短期兵役制，延长国民服兵役的时间，把一批又一批青壮年送上战场。
1939年3月，平沼内阁又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由文部大臣、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委员长，实施更残暴的警察宪兵统治制度，把全国的人、财、物都集中到统治当局的手中，驱使全体国民都必须无条件地为战争效力，建立起军事独裁的法西斯战争体制。
在平沼任上，还爆发了诺门坎事件，关东军在中蒙边境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果一败涂地，被苏军吃掉一个师团，日方只好坐在谈判桌上，同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
无奈辞职，结束短暂政坛生涯
更坏的消息是，德国与苏联突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本来与德国建立了反共协定、把矛头指向苏联、意图北进的日本政府遇到新的难题。而此前，平沼骐一郎内阁刚刚成立之时，纳粹德国就向平沼内阁提出三国军事结盟方案。
这一方案在内阁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坂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为代表的陆军派积极赞同三国军事结盟；而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及海军派认为苏联是日本的主要敌人，主张回避同英美的冲突。3月22日，平沼内阁召开有总理、陆相、海相、大藏相、外相参加的五大臣会议，提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方案，即德意同英美开战时，日本原则上予以支持，但目前和不久的将来碍难参战。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坚持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的主张，最后竟以辞去陆军大臣的手段倒阁，加之德国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平沼骐一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丢下一句话：“欧洲的情势复杂奇怪”，遂宣布总辞职，结束了平沼内阁在政坛上的短暂生命。
反对无条件投降，誓死维护“国体论”
1940年7月，平沼又出任近卫内阁的内务大臣和国务大臣，作为近卫内阁的重要成员，他积极推动内阁走向扩大战争、对美开战的道路。1945年4月，平沼又任枢密院议长。此时，日本已经一败涂地，不可收拾，除了放下武器彻底投降别无出路，但是，在天皇召集讨论日本何去何从的多次会议上，平沼从维护“国体”的立场出发，顽固坚持保存国体，反对无条件投降，甚至痛哭流涕，力反众议，誓死维护他的“国体论”。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平沼以A级战犯嫌疑被逮捕，关押在巢鸭拘留所。1947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其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战争罪”以及发动诺门坎事件的责任，以“共同谋议侵略战争罪”判处他终身监禁。
1951年旧金山条约签字，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日本政府违反条约规定的原则，怂恿政界和社会右翼势力掀起释放战犯运动，结果将一大批在押的战犯释放，平沼也在其中。1952年8月，被保释出狱的平沼骐一郎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