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边缘化、自我客体化的心态，正在给当下的文学创作带来伤害，影响了文学对中国社会生活丰富性的整体呈现，迟滞了中国文学成长的脚步

　　●凝聚民族心血的价值表现符号，被一些作品狂欢化地解构。这使得基本的价值建构和精神升华，变得颇为艰难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加快民族复兴脚步的历史巨流中。这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蕴含了无限的文化丰富性、生活多样性，这是文学的富矿、文学发展殊为难得的机遇。人们期待着和伟大时代相得益彰的伟大文学，期待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当代叙事层出不穷，在时代精神的表现和文学性的成就上，都登上新的高峰。

　　良好的期待常常要面对现实的落差和缺憾。从当下看，这种缺憾，还远不是局部的、个别层面上的问题。对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人们从各自的角度考察其得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即文学家们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受某些特殊的心理—思维模式的影响，尚未体现出应有的自信，这影响了文学的叙事质量和总体面貌，成为中国当代叙事的制约。

　　近代以来的落后和屈辱，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个历史心结。长期积贫积弱的历史处境，造成了一种文化焦虑，也造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些特殊性格。其中就包括在自我审视和价值判断上的不自信。虽然几十年来，国家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就文学而言，这一文化心理的烙印，仍然难以完全去除。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是今非昔比，但随着西方社会思潮大举进入，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学和作家地位身份发生变化，历史的心理征候出现了变异甚至加重的倾向。而且，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过去潜在的心理结构，转换成了理论形态，成了创作上的有章可循之物。当中国书写面对世界，塑造和伸张自己的特性变得愈加现实而紧迫时，这一性格和心理便越发突显出来。

　　在当下一些创作中，能够很深地体察到一种“前在”或是“潜在”的思维模式或心理定势。我们姑且称之为西方中心式的二元对照思维。具体地说，是指在对西方世界和中国社会文化互见和观照过程中，以西方价值标准为参照中心，采取西方—中国、现代—传统、新—旧、先进—落后、文明—愚昧等这样对立的价值判断，并且在观照范围和意义指涉上无限放大。于是，只要是西方的文化价值，自然等同于现代的、新的、文明的、进步的；只要是中国的文化价值和现实存在，一律看作传统的、守旧的、落后的、不足称道的。在这种心理和思维模式作用下，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生活始终处于被批判与审视的被动地位，它的特质和价值含量被遮蔽和忽略。

　　这种心理—思维模式，给文学的讲述姿态和言说能力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消极的。对于一个讲述者来说，对生活的审视，面临着视角和站位的选择。在自我否定式的、自我边缘化的、自我客体化的心态中，讲述者的观察视角、叙述态度就会不可避免地倾斜。站位于西方的视角看中国，和站在中国现实看中国，必然会看到不同的景象，产生不同的情绪。就文学来说，这种不自信，带来许多创作上的困惑和症结。

　　症结之一，先入为主地对生活进行否定判断，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被遮蔽

　　文学创作的过程从始至终处于选择之中。每一个生活的细节、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词汇的使用，都浸透着作家的主体情思。这种审美的、情感的选择，背后是作家的价值判断。如果作家对社会生活缺少价值上的信心，或者先入为主地将其置于简单的否定之下，无疑会失去深入开掘的耐心。在一些作家的观念里，似乎不用进入现实，生活经验和它的意义——或者说无意义，即已获得和确认。如此，虽然生活的丰富性时刻在身边，但是，文学对此无从发现，即使发现也无从言说。表现在文学文本上，就是与现实生活的隔膜和对现实世界的游离。

　　对于文学来说，叙述对象的特质，是文学的核心元素，也是文学想象空间和认同空间的支点。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现代化的发生，无不根植于自身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之路。西方中心式的、简单的二元对照思维带来的不自信，极容易使文学忽视一个古老文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看不见历史文化传统在当下衍生出的特殊景观。顺从异质文化视线的自我消解，势必造成文学的失语。一切以他者的成规为律令，那么生活尚未开始，谜底和答案已经被公布。现实生活和写作本身都成为一场重复的游戏，一个纯粹的过程，文学创作的意义也就此悬置。无论如何，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文化事件，忽略了这一点，中国文学将无法担当它对时代的见证，也注定要错过成就辉煌的最佳时机。

　　症结之二，自信力的疲弱使文学的精神高度失去支撑，价值建构变得颇为艰难

　　对精神高度的追求，是文学的内在力量。自我矮化的价值消解和精神溃散，必然使文学丧失这种内在力量。当下的情形是，不自信引起的消极心态，和后现代文化思潮夹杂在一起，形成了更大的精神破坏力。在一些文学表达上，历史传统和价值理想被不加辨析地否定。凝聚民族心血的价值表现符号，被一些作品狂欢化地解构。这使得基本的价值建构和精神升华变得颇为艰难。

　　对现实生活和自身实践的轻视，必然影响经验的梳理和认识方法的获得。缺失自信的文学，就会失去对生活现场的有效认知和诠释。缺少思想方法的文学，难以避免的表现就是盲目的怀疑和否定。怀疑和批判，无疑是文学价值建构的起点。但深陷怀疑进而怀疑一切，这样写出来的故事不可能打动人、启迪人。在一些作家的文学叙事里，历史的意义被粗暴解构，历史每每被描绘成偶然的荒诞事件。在一些作家的文学叙事里，没有关怀、没有温度、没有力量、没有震撼心灵的价值坚守，看不到基本的文学情怀。

　　症结之三，厚“彼”薄“此”的心态衍生偏激情绪，文学缺少基本的理性精神

　　思维和心态上的偏差，极容易让文学创作变成极端情绪的产物。表现在一些创作中，即无限放大社会生活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发展中的问题和缺憾，并推及整体，传达了当下生活不值得经历、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在别处”的偏激情绪。在一些作家那里，由不自信产生了求全责备心态，进而成为支配性的创作动机。即便是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日益产生深刻影响这一巨大现实，也不能作为考量现实生活的客观要素。

　　文学书写流于情绪化偏见，缺少基本的理性精神，迟滞了作家的思想和书写能力。在一些作家那里，还存在不少非理智的肆意想象，甚至不惜扭曲描述对象的真实面目。权谋欲望、玩世不恭、自暴自弃、阴骘幽暗、乖张促狭、取媚就俗等在一些作品中被大肆渲染。

　　症结之四，对表现本体缺少自信，导致文体、形式创造的弱化，文学同时代审美隔阂

　　对现实存在和民族历史缺少自信的文学，很难产生精美、新颖、独特的表现形式。文体自觉和创造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用更理想的方式表现生活的热情。对形式之美的发现，总是来自恰当表现具有强烈审美特征之物的内在要求。对细密生动的写作技法的精研，一定来自对生活质地的细腻感受和丰富触觉。对语言的艺术运用，也一定来自对语言的文化母体和使用过程的尊重。出于厌弃现实生活和本土文化，而转向所谓“纯”文学，以唯美和“纯形式”自命，看似专注于文学，但离开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对身边人物命运的关注，又怎能获得生成美的动机和土壤？文学语言和艺术手法上的粗糙、乏味、了无新意、同时代审美隔阂，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

　　上述几种症结彼此关联，互为因果。没有自信的文学，是六神无主的文学。缺少足够自信的书写心态，必然导致文学精神和文学价值的缺失。渴望中国加速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学写作，体现了中国作家的历史责任感。这决不意味着，作家可以用异质文化中心和自我否定思维下的某些判断，直接作为文学书写的价值标准。这种不自信，已经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确切的伤害，影响了文学对中国社会生活丰富性的整体呈现，迟滞了中国文学成长的脚步。

　　世人期待着中国文学生动有力地阐释中国人的经验和梦想。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学必须超越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建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妄自尊大，不是粉饰现实，而是来自对历史传统、现实道路和未来前景的坚信。同样，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中国文学要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襟，但根本上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真心拥抱今天的现实，真正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惟如此，文学才能自信讲述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