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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粤群山之祖”的罗浮山上有座在道家“十大洞天、七十二福地”中列“第七洞天第三十一福地”的冲虚观。这一岭南道教圣地，最初为晋安帝熙义年间所置的“葛洪祠”，唐玄宗天宝年间扩建成“葛仙祠”，到了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哲宗钦赐“冲虚观”金匾，遂定名至今。这里之所以成为圣地，是因为抱朴子（葛洪）修道炼丹于此的缘故。

　　葛洪（283～362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是一位宗教哲学的思想家，又是一位精于医道、炼丹有术的科学家。在他的一生中曾二度南来并终老“尸解升仙”于罗浮，为岭南文化的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葛洪出身江南士族，祖父葛系、父亲葛悌皆为吴官，并为朝中要员。到了葛洪出生，东吴早已成为晋朝天下，其父也只成为邵陵太守，家道日见没落。葛洪13岁时，父亲去逝，家境更为贫寒，作为士族子弟的葛洪也得起早摸黑“躬执耕穑”。由于生活困迫，好学的葛洪只好砍柴割草以换纸笔，但仍因纸张不足而一张纸反复书写，旁人难以辨认。由于兵荒马乱，葛洪的家藏典籍荡然无存，读书必须负笈行借，环境虽然很差，但他不为所动，求“立言”而以不仕为荣，因而读书颇为刻苦，他“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蒲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潜心求学，16岁时已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果然学有所成，得以儒学知名。

　　葛洪为儒，力求“立言助教”、“兴儒教以救微言之绝”（《外篇·嘉遁》）所著《抱朴子外篇》以矫正时弊、复兴儒教为宗旨，针对当时的玄谈之风，他认为世道多难，儒教沦丧，因而要求“精六经之正道”（外篇·崇教》）。认为“……往圣取两仪，而君臣之道立”（外篇·君道》）。按照儒家的传统，君臣尊卑之区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但是当时的晋朝，乃由魏元帝之权臣司马炎废去曹奂而自立，这在士族之后的葛洪眼中显然是忤逆之举，他认为：“……而许废立之事，开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难以训矣”（《外篇·良规》）。尽管葛洪对司马氏政权如此耿耿于怀，但对于当时的无君论调，却也坚决反对，“君臣之大，次于天地”（《外篇·应嘲》），对于鲍敬言的激论更是强硬之至，《外篇》中专有《诘鲍》一卷进行论战，可见其由士族阶级的立场出发，对封建的政治伦理制度尤其是儒家传统之君臣思想的誓死捍卫，因而他对历史和当时的农民起义十分仇恨。

　　有基于此，惠帝泰安二年（公元303年）张昌举兵起义，其别帅石冰攻指扬州时，吴兴大字“义军大都督”顾秘邀葛洪任将兵都尉，共同镇压石冰起义军，葛洪欣然同往，并屡有建功。当攻破敌阵时，“钱帛山积，珍玩蔽地”，其他诸军忙于“收拾”，葛洪却命令自己的部队不得妄离行阵，后来果然有敌军伏击，其他诸军皆人马负重，凑不成军，惟独葛洪之部军整人齐，方使诸军得救，一时传为美谈。于是遂升为伏波将军，得百匹布帛之奖赏，洪将之分赐给部下将士和其他贫困的故知，余下的10匹又换来酒肉慰劳将士，足见其胸怀。

　　然而，当时时局动荡，外有北方少数民族人侵，内有八王混乱，张、石暴动，战乱纷纭，加上司马氏政权对江南士族的歧视，葛洪感到前途茫然，“百忧攻其心曲，众难萃其门庭，居世如此，可无恋也”（《内篇·论仙》），于是逐渐消极遁世，舍儒入道。在平定石冰叛乱之后，洪投戈释甲，经诣洛阳欲搜求异书，了不论战功，为避战乱，广求学问，遂应广州刺史嵇含的邀请，南来为含参军，不料嵇含为仇人所害，他只好流落岭南，因投于南海太守鲍靓（玄）门下。“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窍是非，而才章富赡。”从这时开始，葛洪约停居广州10年，期间，他与鲍玄共同探究道教理论并炼丹、养治之术，还与其妻鲍姑同为民众治病。尔后为朝廷所召返上，任关内侯，后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后还被推为散骑常侍，不就，遂以年事渐老，欲炼丹以求长寿，闻交趾虫丹，求为何漏县（今属广西）令，终获钦允，于是葛洪再度南来，到了广州，为刺史邓嶽所留，遂往罗浮山隐居。葛洪“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据《晋书》本传所载，“后忽与嶽 疏云：当遍行寻师， 剋期便发。嶽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着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葛洪一生著作甚丰，史称“富于班马”（《晋书》本传），据记载共约60多种近千卷。在其所著中除《外篇》专论儒术外，余者多为神仙道家之言，尤以代表作《抱朴子内篇》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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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篇》里，葛洪反复强调道本儒末，“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内篇·明本》）这个观点可以说是葛洪从济世转向遁世的标志。在这里，葛洪精心构筑起一个宗教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吸收了先秦思想家，尤其是道家的许多思想，根据其道教思想的需要作了诠释，以为己用。在卷首的“畅玄”篇中，就开宗明义阐述了其宗教思想的本体——玄，认为玄乃是一个深、微、远、妙，至高无上，至柔至刚，方圆不定，忽有忽无，来去无踪，神秘莫测的东西，它能使天高地卑，云行雨施，甚至“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内篇·畅玄》），是天地万物之所自，它主宰一切，支配万物。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葛洪推出了其宗教思想的最高目标——“道”，“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元，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内篇·道意》），“道无量可计，无形可见，无声可听，而却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道还能“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能令七政遵度二气告和……”（《内篇·明本》）。要探求这样一个宇宙的最高本体和宗教目标，前代的仙人却没有遗下一级登仙的天梯，然而这并没有难倒“博闻深洽，江左绝伦”的葛洪，他自创了一套看似复杂实却简单的方法，认为要寻找这个玄的本体，唯一的方法就是“守一”，“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内篇·地真》）。葛洪的这种苦思冥想、从内心获得的方法，其实是一种永远也无法达到的玄想。当然葛洪没有困步于这种痴心妄想，他认为，守一只能通神，尚无法长生不老，要达到长生不老还必须辅以外功，“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内篇·畅玄》），“师言欲长生，当勤服大药”（《内篇·地真》）。可是，这金丹外功，没使他长生世上，却让他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极其灿烂的一笔，这恐怕是他自己亦殆料不及的。

　　饵丹之风源于秦汉方土，虽是迷信之举，但所用的炼丹术却是一种科学的实验，这方面的记载，汉末虽有魏伯阳所著的号称丹经之祖德《周易参同契》，但它只以理论上作些描述，并无具体方法和要求。葛洪却根据自己的实验，对炼丹术作了具体而系统的探讨，集中并载留于内篇的“金丹”、“黄白”二卷中。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他记录了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并根据所传和自己的实践，对炼丹的药物详加记载，仅“金丹”一篇，涉及的就有铜青、丹砂、水银、雄黄、矾石、戎盐、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赤盐、曾青、慈石、雌黄、石流黄、太乙余粮、黄铜、珊瑚、云母、铅丹、丹阳铜、淳苦酒等22种，为后人提供了至为可贵的炼丹史料。其次，在长期的炼丹实验中，葛洪将观察到得化学变化，用科学的语言作了记述，“丹砂烧之称水银，积变又成丹砂”一语就是说明汞、硫、金银、铅等化学元素的化学变化规律，其实是发现了硫化汞的可逆反应，这一还丹现象用现代化学公式表达为HgS+О2→Hg+SО2,Hg+S→HgS(黑色)→HgS(赤红色)，另外，葛洪发现：“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内篇·黄白》）即铅经过化学变化可以变成铅白即胡粉（碱性的碳酸盐），铅白加热反应可变成铅丹（四氧化三铅、赤色），铅丹再加分解，又可称为铅白，科学史专家认为这是葛洪对铅的化学变化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还有葛洪还观察到了化学反应中金属的取代作用：“以曾青涂铁，铁赤色为铜；以鸡子白化银，银黄为金，而皆外受而内不化也。”（《内篇·黄白》）曾青即胆矾（硫酸铜），葛洪说的是使铁和硫酸铜溶液起化学反应，表层的铁取代硫酸铜的铜，因而铁的表面便附有一层红色的铜，其过程就是Fe+CuSO4→FeSO4+Cu。据此，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指出：“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的重要根源），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史称以葛洪为代表的炼丹家是近代化学家的先驱，这是不无道理的。第三，葛洪首次记录了许多炼丹的方法，而且许多是经过他自己实验了的，具体而又详细。如内篇中所说的炼制金丹的“丹屋”，用来密封炼丹反应器的六一泥，用戎盐、卤碱、礬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椒等7中（6+1）材料合成，其实已具有现在化学实验室的性质，在科学史上其功不可或泯。

　　作为神仙家，葛洪为了长生升仙，当然也就极为重视养治，因而他对人类医学的发展也有十分重要的贡献。他在医学方面最负盛名的著作有《金匮药方》100卷、《肘后备急方》8卷，前者可惜早已失传，后者内中“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原书序）很是实用。葛洪因曾历贫寒，深能体会人民群众的疾苦，不论是早年在广州越井岗（今越秀山南麓）还是晚年在罗湖山为人治病皆能替病人着想，德行和医术深为人所传颂。

　　由于其贵今思想，他不囿陈说敢于创新、大胆尝试，因为在医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肘后备急方》中，他明确指出瘟病与时行、伤寒的区别，认为前者的病因主要不在与气候而在乎“病气兼挟鬼毒相注”，结核病的传染就是因为病菌的传染，所谓尸注、鬼注其实就是病菌传染的意思。另外，他还对天花病作过一定的研究，描述此病的病状曰：“此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葛洪对天花病的研究并由此而开出的药方，在治疗天花传染病的医史上都是弥足珍贵的。葛洪根据医学实践，提出了免疫的方法，如他记载了治疗疯狗伤人的医方：“乃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其实已具备现代免疫学的思维。此外，葛洪还是研究流行病学、寄生虫病学的先驱，他不仅记载了“红羔螨”这种沙虱病的传病媒介，还描述了疥虫，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肘后备急方》还记载，“江南有射工毒虫”，“东间诸山县，无不病溪毒”，这其实市对血吸虫病的记述。书中还提到六中疟：疟疾、老疟、瘟疟、瘴疟、劳疟、疟兼痢，并提出了用常山、豆鼓、蒜、皂荚、鳖鱼等治疟。最值得称道的是提出了青蒿抗疟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不仅为当时的病人提供了有效地抗疟方法，也为近代药学研制抗疟药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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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当人们在罗浮山上，瞻观了葛洪丹灶和仙人洗药池等先人遗迹，聆听了关于先人的美妙传说之后，不单为道教徒为求升仙而误食有毒的金丹而感到可笑、可悲、更钦佩这位千多年前的科学家的睿智及其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