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兄弟斗、与权臣斗、与整个官僚系统斗、与天下士人斗，似乎无往而不利，所向披靡，到最后却郁郁寡欢、寄情密宗，晚年只有在丹药中寻找慰藉，并极可能因此而殒命。

　　清代理学名臣李绂曾称：“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剥去这话褒扬阿谀的成分，也有其真实的一面。雍正是清代诸帝中将中央集权提高到空前程度的第一人，他即位之后的各项新政，无不蕴含集权题义：改革政制以增加集权、打击皇二代同时瓦解朋党、诛杀权臣以回收权力、整顿吏治高唱反腐、兴文字狱以统一思想。

　　即位之初，雍正在养心殿西暖阁书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尽管下联有躬自反省的意味，但显然上联中的“一人治天下”，才是雍正的真正意旨所在。

　　要以一人治天下，先得树立绝对权威，要树立绝对权威，政制设计与政治斗争就不可能避免。

　　雍正元年(1723年)，六科给事中划归都察院管辖，实际上取消了前者的“封驳”(辅助皇帝处理奏章)之权。与此同时，雍正向各地陆续派出巡察御史，以处理地方政事，监察地方官员。削弱科道官的谏议权，加强都察院对地方官员的监察权，这都有利于强化皇权。此外，雍正还向地方派遣“观风整俗使”，这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观风整俗使主要职能是“查问风俗，稽查奸伪”，实质则是思想文化警察，有助于皇权意识形态一元化。

　　密奏制度的推行，是雍正集权于己的又一大创举。早先，地方官员向皇帝报告，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都需要经过通政司进呈，因此是公开的，而非只由皇帝拆阅的私密奏折。到雍正时代，先是地方督抚获得直接密奏皇帝的权力，跟着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也获此资格，发展到后来，一些微末之员如道、府官等，也被特许密折奏事。通过阅览密奏并朱批回复，雍正直接处理大小政务，乾纲自此专断。密折奏事制度鼓励告密，于是又成为雍正控制官员的一种强有力手段。

　　到雍正七年(1730年)设立军机处，事实上取代名存实亡的内阁，雍正遂获得了两千年皇权历史上最为集中和独断的权力。

　　雍正对制度的诸端设计，无非是欲图权力运用更为得心应手。但要真正独揽大权，他还必须应对强硬的挑战对手———曾与之激烈争夺嫡位的“皇二代权贵集团”。

　　即位之初，考虑到稳定因素，加以此时个人绝对权威尚未树立，雍正对自己最大的政敌、八王允禩没有下手打击，反而崇爵优待。但对其他皇二代他就没那么客气了，囚系同母兄弟十四王允禵于遵化，发遣九王允禟于西北，拘禁十皇子允礻我于京城。雍正的做法招来不少非议。比如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就公开上书，要求皇帝“亲骨肉”，雍正没有冒火，反而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表姿态。但转过背，他私下对另外的攻击者却大动雷霆，说你们再唠叨，我就要发飙了，要“启朕杀人之端”。

　　到即位的第二年，雍正外有军事强人年羹尧、内有超拔大臣隆科多的鼎力支持，政治资本渐渐厚实，开始“大刀向皇二代头上砍去”。雍正二年七月，雍正颁布《御制朋党论》，声称朋党各侚其好恶以为是非，结党讥讪朝政，是为不忠，干扰君主视听，妨碍政策执行。朋党之间互相攻讦，则干预了君主用人权柄，导致太阿倒持。这篇文章可视作“雍正语录”的发端，他以此警告大臣勿再抱团结党，进而向允禩集团发起猛攻。经过系列政治清算，雍正四年八月，允禟在保定“服冥诛”，九月，允禩也死于禁所，这个经营20多年的皇二代政治集团，终于彻底垮台了。

　　雍正对权臣的先扶后灭，糅杂在打击皇二代集团的过程之中。他对权臣年羹尧、隆科多的栽培，最初是为巩固自己的政治根基，压迫皇二代集团，随着后者的式微，权臣的名位渐高，羽翼渐丰(比如年羹尧进京，直隶总督都要跪迎；年羹尧、隆科多都提拔了不少官员，且不经奉请，任意铨选，以致人称作“年选”与“佟选”———隆科多系满洲镶黄旗佟佳氏)，雍正又感到了威胁。于是，在雍正三年，雍正打击年党，列年羹尧大罪92条，赐其自杀；四年，又指使诸王大臣议隆科多41大罪，永久圈禁。两年后，隆科多死于禁所。

　　早先，雍正对年羹尧与隆科多的宠爱可谓极致。他给年羹尧说：“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就算夫妻之间，似乎也少有如此肉麻的对白。雍正也曾大赞隆科多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推崇备至。但年羹尧与隆科多这两位权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伴君如虎，信然！在年、隆之后，终雍正一朝，再无权臣出现。

　　对付权臣之外，雍正还必须整肃所有官员群体。反腐是个突破口。即位仅一月，他就指示户部全面清查钱粮。稍后，更在中央设立会考府，对各部院的钱粮奏销进行全面查考。会考府成立不到三年，驳回改正部院钱粮奏销96件，户部库银也被查出亏空250万两，由涉事各级官员赔偿150万两，剩余则由户部逐年弥补。雍正反腐力度很大，从上到下，不论高级官员还是贵族精英，都不得宽贷。有郡王因赔偿亏空而在大街上甩卖自己的家用器皿，还有郡王被查抄家产。地方官员因亏空被罢免、被抄家的更是不计其数。以致社会上流行雍正好抄家的说法，《永宪录》记，人们打牌，把和牌都称作“抄家胡”。

　　雍正整顿吏治，有为民生的考虑，也有加强皇权的考虑。反腐是一种权力，它可以重新划分官僚版图，清算政治异己，还可震慑多数官员，令其不得不俯首帖耳，惟帝王之命是从。

　　雍正集权的最后一个手段，则是借文字狱以统一思想。

　　年羹尧案牵出汪景祺、钱名世两桩文字狱案。汪景祺是个颓废草根文人，有点像现在的网络水军，大写肉麻诗赞美年羹尧，结果获罪。翰林院编修钱名世则是体制内的公知大V，也因为与年羹尧过从甚密而获罪。雍正砍了汪景祺的脑袋悬在市内，却饶了钱名世一命，只是号召400多名京官写诗骂钱名世，开展大批判运动。

　　隆科多案牵出礼部侍郎查嗣庭文字狱案，是要在高级官员中统一思想，教训他们必须站好队、跟对人。瓦解科甲党人又牵出监察御史谢济世文字狱案，则是要在文教与组织系统内整风。工部主事陆生柟《通鉴论》文字狱案，雍正更亲自上阵，写了4万多字的上谕，对前者的观点一一批驳。这种手法，雍正在日后的生员曾静、张熙文字狱案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亲制的《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学宫，要天下士人都学习“雍正精神”，不得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

　　尽管极权在握，雍正的13年统治生涯，却未必是快乐的。他与兄弟斗、与权臣斗、与整个官僚系统斗、与天下士人斗，似乎无往而不利，所向披靡，到最后却郁郁寡欢、寄情密宗，晚年只有在丹药中寻找慰藉，并极可能因此而殒命。“王者是一条孤独的不归路”，谁说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