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路原名杜美路，由法租界越界修筑于1902年。杜美，又称杜梅，1931年5月13日被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十三任总统，1932年5月6日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帕维尔·戈尔古洛夫枪杀。也有传说，他在1902年之前来过上海，故法租界当局将该路命名为“杜美路”。

　　原先的杜美路，往西一直要到常熟路。1937年，这条路的西段并入了蒲石路，1943年，一并改称为长乐路，剩下的路段，则在1943年以湖北武汉著名的“东湖”命名。

　　如今，东湖路毗邻淮海路，闹中取静，绝对是市中心豪华的地段。但是在40年代，这里一片荒凉，到武康路为止都是农田。从东湖路骑自行车出去，20分钟后就到郊外了。徐汇区那时是新开发的地区，相当于现在上海的梅陇。

　　东湖路不长，但就是这不到500米的小路，却是充满了故事，或许，这就是“魔都”的缩影吧。

　　东湖路70号，东湖宾馆。

　　该建筑最早是杜月笙的新公馆。上世纪30年代，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为开发财源，推出一种“航空奖券”，并交由杜月笙包办发行。而杜又将这一赚钱机会送给了自己的门人金廷荪，并帮助金包销航空奖券，让金发了一笔横财。

　　发财后的金廷荪不忘恩人，耗资30万美元（你没看错，那个时候的30万美元！），于1934年在杜美路建造了一幢花园豪宅，赠予杜月笙。新公馆主楼陈设均为法式家具，餐厅、客厅、宴会厅风格古朴典雅，体现了中国南方的庭院建筑风格。

　　杜月笙本人非常喜欢这座花园住宅，并打算举家迁入，他甚至将四位夫人的居所也安排妥当：二楼供二夫人陈帼英居住；三楼给大夫人沈月英居住；主楼西边一幢小洋楼供三夫人孙佩豪居住；东边一幢小洋楼给四夫人姚玉兰居住。

　　当杜月笙准备搬入新公馆时，恰逢“八·一三”事变爆发，杜月笙逃往香港。抗战胜利后，杜月笙以60万美元的价格，将这栋楼卖给美国新闻处，并一度作为美国领事馆——所以，这幢新公馆，虽然被老上海称为“杜公馆”，杜月笙却是一天也未入住。

　　1950年，这幢建筑改作“中共华东局东湖路招待所”；1954年，改为“中共上海市委招待所”；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才更名为“东湖宾馆”——当然，“东湖”二字，是个上海人都明白它的背景的。

　　在东湖路的7号，还有一个“大公馆”，常常也被一些人误认为是杜月笙公馆，传说的故事版本也和上面70号大致相同。曾有文章这么介绍：占地一千多平方米的“大公馆”是一栋法式别墅，建造于1921年。设计师是法国人，但是买主，是犹太商人Ray

　　Joseph，此人因常年从事跨国贸易而发财，在上海虹口、徐汇等地拥有不少房产——这些信息都没问题，问题是以下这些：

　　1930年代，一位上海闻名的大亨杜月笙的门人，因承包航空彩票赚得暴利，便以重金购下大公馆献给杜月笙，因而被称为“杜公馆”。1946年，杜月笙又将大公馆，转赠红极一时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藉此贿赂他，冀望能获得上海市长宝座。没想到，戴笠得了房子不久便遭遇空难，杜月笙的市长梦就此破灭。

　　据传，戴笠得到“大公馆”后，曾将房产转让当红明星胡蝶名下。这也仅仅是传说，更多是出于“生意”上需要，因为，此“大公馆”乃高档餐厅，讲点与历史“名人”有关的故事，也是一种宣传手段吧。至少，留存下来的资料已表明，此大公馆与杜月笙毫无干系。

　　解放后，东湖路7号一度是“苏联驻华文化代办处”的驻地。以后归市政府，有许多高级领导人在此下榻过。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不少艰难谈判、讨论便在这里进行。

　　东湖路路口到48号的房子都是法国人建造的，当时这里属于法租界。房子是一律的式样，外表红砖，里面的厨房宽敞下沉。这片房子在30年代完工。48号朝里的房子是中国的“大包头”（大建筑商）盖起来的，40年代完工。

　　现在，洋房大多重新粉刷过，肉红色的砖透着喜气，里面先后住过许多大人物。弄堂深处的房子，有些有独立门院，铁门终日紧闭，象是从来就没有开启过。那些房子大多很久没装修了，斑驳的外墙、陈旧的门窗，更像是某所大学的宿舍楼。

　　大公馆对面，原来是59中学的前身，“江西中学”，操场尽头有着巨型台阶的洋房内是教室——现在那里早已成了商务楼盘。东湖路向淮海路弯角上当年是一家小食铺，小店隔邻的天鹅阁咖啡馆当年名声大噪。

　　东湖路9号，以前是东湖电影院，电影院前有一广场，靠马路的门边斜出一角是票房。1960年，东湖电影院成为全国第一家立体电影院——当年看立体电影，就靠一副纸质围框的偏振片眼镜，看《魔术师奇遇记》，现在想来依然觉得过瘾；而如今，满眼3D电影都觉得不够刺激，所以，人的欲望是被不断地“不满足的”。

　　东湖路17号，青年报社，这里曾是比利时领馆，解放前，一度为国民党某军官的私人住宅。1950年，该花园住宅由华东交通部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及中央音乐院上海分院使用，后曾用作上海市第一医学院内科学女生宿舍，1964年《青年报》报社迁入使用至今，作为青年报社办公楼。

　　东湖路虽短，但是，名人名居的确不少，即便像56弄这样没有名字，却依然卧虎藏龙。关于东湖路的第四个故事，就发生在56弄里。

　　这里离赫赫有名的“杜公馆”，仅几步之遥。一隅之隔的繁华全然没有波及到56弄，它象是被东湖路遗忘了似的，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无数的社会名流、政府要员等，上层人物曾居住于此。但奇怪的是，虽然源源不断地有人来探访，但热闹着旁人的热闹，56弄始终无名。

　　沈莱舟就是56弄的居民之一，他就是上海著名老店“恒源祥绒线店”的创办人。1927年，沈莱舟与人合作，在福州路开设“恒源祥人造丝毛绒线号”。这间小小的商号，就是“恒源祥”的前身。创始人沈莱舟从小的商号起步，鼎盛时期亦工亦商，下属十家企业，成为国内绒线行业的龙头老大，人称“绒线大王”。

　　1935年，“恒源祥”迁至现在的金陵东路139－141号，换上了“恒源祥公记号绒线店”的招牌，批发兼零售，成为当时绒线业的大户。40年代初，上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却正是沈记恒源祥鼎盛的时候，沈莱舟花了十几根金条，买了东湖路56弄里的一栋房子。

　　现在看来，这栋房子仍然是新颖的。它占地300平米，高三层，一并三排，全部房间朝南。房子的外观洋溢着海派风情，凸出的一排房子，像是巴黎大剧院里奢靡的包厢造型，虽然经历虽然洗礼，仍然不退姿色。一楼有舞厅和两间打通的厨房。每天吃饭时，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全家十几个人围着张乒乓桌那么大的桌子，两个保姆忙碌得不可开交。

　　沈莱舟原来看中的是现在宝庆路2号，靠近复兴路的房子，那是一幢20年代建成的房子，有个很大花园。但是，他老婆喜欢东湖路的房子。沈太太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祖上也是作官的，嫁给他的时候，沈还是个穷光蛋，可以算作下嫁吧。

　　1966年，文革没有任何征兆地降临到沈家头上。弄堂里，凡是知道历史的人，无一不提到恒源祥一家的命运，仿佛那种悲惨是整条弄堂的噩梦：“文革”刚来的时候，孩子们突然发现自己没人管了，一开始还很高兴；可后来才意识到，这条四分之三住户是资本家的弄堂，成了红卫兵经常光顾的地方——受灾最严重的，就是恒源祥老板一家。

　　56弄的22号，解放后，曾住着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儿媳妇、七个孙女和保姆。盖老和儿子常年在外表演，留下儿媳妇带着一群孙女，儿媳妇话不多，平时和附近的居民没什么交往。

　　东湖路的房子，其实是人民政府拨给盖老的，在这以前，他住在马当路上的一幢小房子里。马当路的房子有一个小天井，东湖路房子后面有一块地坪。这都是盖老练功的地方。

　　盖老一生离不开戏，他有个信条：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夏天，他穿着棉袄，扎着大带，穿厚底鞋，在太阳下跑圆场；而冬天则反其道而行之，打着赤膊，在朔风凛冽中跑圆场。

　　盖老平常说话做事，都离不开戏。对生活中的事，比如什么东西好吃，买什么东西，甚至自己家住在东湖路几号，他都不知道。这位艺术家，整个人都生活在戏里，人在戏中。只要一谈起戏来，就眉飞色舞，精神抖擞。哪一个动作哪一点不美，哪一个动作“缝儿”不够，他是很精通的。

　　盖老一生中表达他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戏。长子翼鹏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盖老正在马当路的房子里喝茶，听到这个消息时，老人被惊呆了，眼含着泪，就唱道：“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黑发人。”

　　“文革”中，盖老受到了残忍的虐待。住在在破草棚里，屋漏雨点落盆中，老伴烦得睡不着，而盖老则风趣地说，这声音好像台上的“阴锣”，正好催你睡觉嘛！1971年，盖老在杭州逝世，墓葬在杭州西湖南岸金沙港，墓坐东朝西，土石结构，墓前立有石碑坊，上书“学到老”三字，两旁楹联为“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将其姓名、艺名和戏名都镶嵌在其内。

　　后来，56弄许多人走了，许多人来了。这里曾经聚集了上海报业、出版社、商界、艺术界的人物。现在的39号，一幢白色的楼房，以前曾是前苏联专家住的；50号，是原正广和老板住的。16号，则是原卷烟厂老板住的。

　　许多房子换了主人。盖叫天的府第现在成了东湖旅游设备公司的办公地点，前苏联专家楼现在是东湖宾馆三号楼。

　　林则徐的后人也曾住在这里，现在后人夫妇已经远渡重洋。当年，女人整日穿着旗袍，里面穿着裤子，奇怪的打扮，被看不懂的孩子们叫做“蛏子”。她家里养了20几只猫。那幢曾经爬满猫的房子，现在不知道成了谁的府第。

　　现在，56弄里有几幢楼租给了公司，外边的车也常把弄堂当成免费停车场，但这些暂时还没有破坏56弄的平静。弄堂里遇到的多是老年人和中年人，没有年轻人，也许他们都忙在外头，但是他们把这条弄堂的生机也带走了。也许56弄真的非常适合老人，在此他们无须怀旧，却已感受到了那份逝去的“花样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