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十大音乐家之说，即指下列十个著名的音乐家：

 　 1、伯牙：

　　春秋时代的琴师。《荀子·劝学》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之说，可见他的琴艺之高超。相传代表作品有《水仙操》、《高山流水》。俞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擅长听琴。伯牙弹琴时，心里想到要表现高山，钟子期听了，赞叹到：”太好了，我仿佛看见了巍峨的泰山！”伯牙心里想要表达流水，钟子期就说：”太好了，宛如奔腾不息的江河！”不管伯牙心里想表现什么，钟子期都能准确的道出他的心意。钟子期死后，伯牙觉得世上再难找到听得懂他琴声的人了，于是他把心爱的琴摔碎，终身不复弹琴。

　　2、师旷：

 　 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双目失明，但他的听觉敏锐，辨别音律十分准确。他的代表作品有《白雪》、《玄默》。师旷，字子野，山西洪洞人，春秋时著名乐师。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瞑臣。为晋大夫，亦称晋野博学多才，尤精音乐，善弹琴，辨音力极强。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他艺术造诣极高，民间附会出许多师旷奏乐的神异故事。南师店村有师旷墓遗址。

 　 师旷在艺术上取得了极高造诣，为世人所共仰。《庄子齐物论》说师旷“甚知音律”，《洪洞县志》云：“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故在先秦文献中，常以师旷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他不仅熟悉琴曲，并善用琴声表现自然界的音响，描绘飞鸟飞行的优美姿态和鸣叫。他听力超群，有很强的辨音能力，汉代以前的文献常以他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

 　《淮南子.汜论训》说：“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周书》记载他不仅擅琴，也会鼓瑟。师旷也通晓南北方的民歌和乐器调律，《左传》记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楚必无功’！” 有一次师旷听到晋平公铸造的大钟音调不准，就直言相告，晋平公不以为然，后经卫国乐师师涓证实，果如此。

 　3、李延年：

 　汉代宫廷音乐家。曾担任乐府的协律都尉。他的代表作品有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柯兜勒》，制作了28首新曲调，作为仪仗使用的军乐。李夫人由平阳公主引荐给武帝。李延年的歌唱得很好，“每为新声变曲，围者莫不感动”。

　《汉书》记载，元封年间（前110年—前105年）[1]，李延年在武帝前演唱《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完后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说：“延年有女弟（女弟即妹妹）”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平阳公主说这位佳人就是延年的妹妹，于是武帝便召见延年的妹妹，果真“妙丽善舞”，其妹因此歌得幸，后来被武帝立为夫人，李夫人所生之子便是昌邑哀王(刘髆)。因其妹受宠，李延年被封做协律都尉，负责乐府的管理工作，每年二千石的俸禄，与上卧起。荣宠一时。

　　4、嵇康：

 　 三国时期魏末琴家、文学家、思想家。他学识渊博，善写诗赋文论，热爱音乐，擅长弹琴，以弹奏《广陵散》著称。他的代表作品有《声无哀乐论》和《琴赋》，对音乐和琴的奏法及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

 　 嵇康擅长音乐，作有琴曲《风入松》；又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作“嵇氏四弄”，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隋炀帝曾将弹奏“九弄”作为取仕条件。又通绘画、书法。唐张怀在《书法会要》中目之为草书第二。

　　5、苏低婆：

　  南北朝时宫廷音乐家。她善弹胡琵琶，家传龟兹乐调“五旦七声”宫调体系。其音乐理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古代宫调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苏祗婆曾从其父那里学了西域所用的“五旦”“七调”等七种调式的理论，他把这种理论带到中原，当时的音乐家郑译曾从苏祗婆学习龟兹琵琶及龟兹乐调理论，创立了八十四调的理论。

 　 苏氏乐调体系奠定了唐代著名的燕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基础，是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汉民族乐律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琵琶也因此大盛，成为我国主要的民族乐器。

　　6、万宝常：

　　隋代音乐家，善弹多种乐器。他的代表作品有《乐谱》。宝常幼时从祖诞学得祖氏家学，即洛阳旧曲，并能演奏多种乐器，曾为宫廷制造玉磬。他听觉异常灵敏，曾于席间论乐，时无乐器，遂以竹筷敲击大小碗盏什物，奏出和谐的曲调，博得“知音”之名。

 　 宝常齐亡入周，历周至隋，仍为乐工。隋初，文帝召集一批高级官吏，着手整顿宫廷音乐，准备颁发新的乐律，以适应开国形势的需要。而议乐的重臣郑译、苏威、何妥等人“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致使乐议毫无结果。宝常虽被召参与会议，却因身份低微，所议大都不被采用。但他利用这次机会，取得隋文帝杨坚的同意，按照他提出的“水尺律”标准来调制乐器。

 　 宝常自撰《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声”等乐律理论。虽然他所制定的这套宫廷乐器对后世的俗乐产生影响，他的乐律理论对祖孝孙在唐代定律仍有作用；但隋朝在宫廷乐制中既未采纳他的意见，也未对其卑贱地位稍予改善，加上同行的排挤，因而使他抑郁成疾。其后数年，万宝常贫病交迫，竟至饿死。死前，他忿然烧掉自己的全部著作，有人从火中抢出几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乐谱》四卷，无撰者姓名，可能即从火中抢得的万宝常著作残卷，今亦不传。

　　7、李隆基：

　　 唐代音乐家，他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皇帝音乐家。他擅长演奏羯鼓和横笛，创作改编了《夜半乐》、《小破阵乐》、《霓裳羽衣曲》等。建立了唐代音乐机构教坊、梨园。唐玄宗富有音乐才华，对唐朝音乐发展有重大影响，他爱好亲自演奏琵琶、羯鼓，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春光好》，《秋风高》等百余首乐曲。登基以后，在皇宫里设教坊，“梨园”就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地方。唐明皇极有音乐天份，乐感也很灵敏，经常亲自坐镇，在梨园弟子们合奏的时候，稍微有人出一点点错，他都可以立即觉察，并给予纠正，这是后来称戏班为“梨园”的由来。

　　他还制定了《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首羯鼓曲名，创作了多首羯鼓独奏曲。

 　 唐明皇还很喜欢舞蹈，相传著名的《霓裳羽衣舞》的曲调，就是唐明皇根据河节度使杨敬述将从印度传进来的《婆罗门曲》来润色改编，又称有月宫的神仙托梦与他创作而成的，且不管如何传说，但《霓裳羽衣舞》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唐玄宗能够演奏多种乐器：琵琶、二胡、笛子、羯鼓，无一不通、没有不晓。

　　8、李龟年：

　  唐代乐师，他演奏的吹管乐器筚篥技艺高超，很多诗人都听过他的演奏，并且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

 　 李龟年是开元初年的著名乐工，常在贵族豪门歌唱。唐玄宗时，李龟年、李彭年、李鹤年兄弟三人都有文艺天才，李彭年善舞，李龟年、李鹤年则善歌，李龟年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他们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由于他们演艺精湛，王公贵人经常请他们去演唱，每次得到的赏赐都成千上万。他　们在东都洛阳建造宅第，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公侯府第。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几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杜甫也流落到江南，在一次宴会上听到了李龟年的演唱，就写了一首《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9、姜夔：

　　宋代音乐家、词人，别号白石道人，世称姜白石。代表作品有《扬州慢》、《凄凉犯》、《白石道人歌曲》等。

 　 姜夔是我国古代杰出的词曲作家，他的词调音乐无论在艺术上及思想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并具有独创性。姜夔的词调音乐创作继承了古代民间音乐的传统，对词调音乐的格律、曲式结构及音阶的使用有新的突破，并且形成了独特风格。

 　 姜夔对于音乐史的主要贡献就是留给后人一部有“旁谱”的《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包括他自己的自度曲、古曲及词乐曲调。其代表曲有《扬州慢》、《杏花天影》、《疏影》、《暗香》等，成为南宋唯一词调曲谱传世的杰出音乐家。

 　《白石道人歌曲》是历史上注明作者的珍谱，也是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带有曲谱的宋代歌集，被视作“音乐史上的稀世珍宝”，其中有10首祀神曲《越九歌》、1首琴歌《古怨》、17首词体歌曲（又称“曲子词”，这些“曲子词”又分为两首填词的古曲《醉吟商·胡渭州》和《霓裳中序第一》）、一首《王梅令》（这是诗人为范成大所写曲调填词）、14首姜夔自己写的“自度曲”。他突破了词牌前后两段完全一致的套路，使乐曲的发展更为自由，在每首“自度曲”前，他都写有小序说明该曲的创作背景和动机，有的还介绍了演奏手法。

    姜夔能娴熟地运用七声音阶和半音，使曲调显得清越秀丽，这与他独具一格的清刚婉丽、典雅蕴藉的词风结合得天衣无缝。杨万里称其有“裁云缝雾之构思，敲金戛云之奇声”。

 　 自唐末战祸四起，经过近半个世纪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宫廷雅乐大受挫伤，大部分的宫廷音乐、乐人流入民间。自商周以来规模盛大、气势恢弘、象征着皇权政治与王朝文化的宫廷音乐，到了宋朝则开始让位于正在崛起的民间音乐艺术。为改进宋时较混乱的音乐生活局面，姜夔曾写《大乐议》献给朝廷，希望复兴宫廷音乐，但未受重用。《大乐议》代表宋代民间音乐艺术最高成就，更为后人提供了一份了解当时音乐状况的可贵的资料。

　　10、朱载堉：

　　明代乐律学家。著有《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等书。《乐律全书》总结了前人的乐律理论，并加以发展，首创了“新法密率”的理论。朱载堉对文艺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包括钢琴，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朱载堉用横跨81档的特大算盘，进行开平方、开立方的计算，提出了“异径管说”，并以此为据，设计并制造出弦准和律管。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使这十二个键的每相邻两键音律的增幅或减幅相等。对这个音乐领域遗留了一千多年的学术难题，朱载堉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终于以他的十二平均律之说解决了。或许音乐上的这种专业词汇让人费解，那么让量化一下：世界上已知的十有八九的乐器定音，都是在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完成的，它被西方普遍认为是“标准调音”、“标准的西方音律”。

 　 17世纪，朱载堉研究出的十二平均律的关键数据———“根号2开12次方”被传教士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西方，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根据它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钢琴。如果把巴赫称为钢琴之父的话，朱载堉便可以称为钢琴之祖了。如果没有十二平均律，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就没法演唱，因为此曲里面有转两个八度的音。中国著名的律学专家黄翔鹏先生说：“十二平均律不是一个单项的科研成果，而是涉及古代计量科学、数学、物理学中的音乐声学，纵贯中国乐律学史，旁及天文历算并密切相关于音乐艺术实践的、博大精深的成果。” 十二平均律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大发明。

 　 在中国古代音律学发展过程中，如何能够实现乐曲演奏中的旋宫转调，历代都有学者孜孜不倦进行探索，但是迄朱载堉时无人登上成功的峰顶，只有朱载堉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创建十二平均律，需要解决围绕这一难题的一系列学术课题，首先要找到计算十二平均律的数学方法。朱载堉应用自制的八十一档双排大算盘，开平方、开立方求出十二平均律的参数，详尽程度超过我国古代的数学专著，计算结果精确程度达二十五位有效数字。

 　 朱载堉不仅是科学家和音乐家，而且还是乐器制造家，他不满足于因循旧说，敢于向历代相传的律制理论提出疑问，另立新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精心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定音乐器——弦准，把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推广到音乐实践中。朱载堉还制作了三十六支铜制律管，每管表示一律。在他的著作中对每律的选材、制作方法、吹奏要求都有详细的说明，数据极其精密。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馆长马容经过一二十年的研究，复制了其中的两支律管，他说： “这样伟大的发明，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