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入关后，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实施政治统治的需要，清朝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士大夫的主张“勤学问以迪君心”，以及“君心正则天下治”的理念。自上而下，清代官场掀起了积极学习儒家经典著作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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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奇读书取巧邀宠
高士奇(1645年—1704年)，字澹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幼好学能文。家贫，鬻字为活。以太傅纳兰照珠荐，入内廷供奉，累迁詹事府少詹事。康熙帝喜其才便捷，能文善书。康熙帝玄烨自幼有志于学习儒家经典，即位亲政后，不仅用儒学作为身心修养，而且积极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上谕“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十一月，即在乾清宫西南，康熙帝读书处，设南书房，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轮流入值。当时，钦点入值南书房的高士奇，加内阁中书衔(从七品)，食正六品俸。
清代陈康祺《燕下乡脞录》称，高士奇值南书房时，“尝携金豆满荷囊，如上阅某书，近侍以告，则酬以一金豆”。用金豆换取康熙帝的读书信息后，他当即抽取该书浏览涉猎。偶尔皇上垂问时，高士奇无不能应对其大意。由是益发得到康熙帝的嘉赏，“以廷臣中博雅，可与道古，莫士奇若也”。
这种读书方法，取巧邀宠也就罢了。当有人讥讽高士奇结懽内侍，纳贿疆臣，而且传到康熙帝的耳边。于是，皇上诘问高士奇，其居然不惭地承认：“督抚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馈遗”。甚至，还狡言开脱自己的贪贿罪行，末了，哄得康熙帝莞尔一笑，不再追究下去。依恃皇恩庇护，高士奇成为当朝一大贪官。
潘世恩被冤读“淫书”
潘世恩(1769年—1854年)，字槐庭，号芝轩，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状元，道光十三年(1833年)拜体仁阁大学士，二十八年(1848年)晋太傅。著有《读史镜古篇》、《思补斋笔记》等。
清代李伯元《南亭笔记》载，一日，道光帝旻宁在便殿召见最亲信的某旗员。由于白昼日长，人生慵倦，皇上恹然地问：“有何消遣之良法?”某旗员回答：“臣认为读书最佳。”接着，皇上了无兴趣地说，读书固佳，但是书贵新奇，耐人寻味。宫内藏书，朕已翻了个遍。不知外间有何妙书，足以供养眼的呢?某旗员当即率直地答：“妙书甚多，即如奴才所见之《金瓶梅》、《红楼梦》、《肉蒲团》、《品花宝鉴》等，均可读之以消遣。”道光帝听罢，茫茫然，只是心中默记书名，颔首称善。次日，道光帝在军机处碰见大学士潘世恩，于是笑问，听说卿家藏书十分丰富，诸如《金瓶梅》、《红楼梦》、《肉蒲团》、《品花宝鉴》等书，想必购置收藏?
其时，忽然听到圣上察问，潘世恩不觉大惊失色，伏地叩头不起。道光帝不无讶异地说，刚才想问卿借书，何必弄到如此模样?潘世恩一听，这才放下心来，婉言上奏：“此皆淫书，非臣家所敢蓄，不识至聪何以闻之?”道光帝暗自明白，随即降手谕，严行申斥某旗员。由此可见，一方面清政府崇儒兴学，倡导读儒家的经典著作，而非“淫书”一类的妙书。另一方面，清朝大兴文字狱，逻察侦詷四出，私折密告盛行，读书藏书的举止亦不例外。因此，士大夫无不心怀畏惧。
冯桂芬“三读《汉书》”
冯桂芬(1809年—1874年)，字林之，号景亭。江苏吴县(今苏州)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授编修。清咸丰初，以编修入直南书房。《南亭笔记》还有一则“三读《汉书》”的记录。一日，咸丰帝奕詝偶然问及冯桂芬，下班后，平时有何消遣?冯答道，臣闲时则读书消遣。咸丰帝颔首称善，又问近来读何书?冯答道，读《汉书》。适遇咸丰帝正在读《汉书·匡衡传》，听到冯桂芬的回答，不禁满心喜悦，于是问起“说诗解頣”事。
《汉书·匡衡传》载，匡衡，字雅圭，东海承(今山东枣庄南)人。农家子弟，少好学，善说《诗》。汉元帝建昭三年为丞相。当时，“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頣。’”谓匡衡对《诗》诸大义阐发深美，让人听来喜乐不止。谁料冯桂芬当时并未读《汉书》，一下子惶恐不能应对。咸丰帝大怒，认定其欺君，立即下令冯桂芬回籍读《汉书》，三年后再来供职。冯桂芬返归故里，并未当一回事，优游乡间，潇洒度日。三年期满，入京城复职。其心想皇上国事繁忙，时日一久，读书一事也就忘怀了。
没多久，冯桂芬被召见。咸丰帝还念叨着旧事，开口便问：“尔非奉旨读《汉书》者乎?”冯桂芬顿时惶恐不安，硬着头皮应是。皇上问道：“然则党锢之狱，能备举其人欤?”《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东汉桓帝时，宦官势盛，士大夫李膺等人对此深恶痛绝，捕杀其党。宦官反诬李膺等人与太学遊士为朋党，诬谤朝廷，辞连二百余人，禁锢终身。灵帝时，李膺等人复起，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事败，李膺等百余人皆被杀，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
由于冯桂芬尚无认真读《汉书》，也就无从应对，只好勉强地说：“臣所读者《前汉书》，此似在《后汉书》，固未睱读也。”这样一来益发逆忤帝意，下令冯桂芬依前限三年，回籍读《汉书》。这一次，冯桂芬可不敢轻谩妄为，“遂下帷发愤，尽读《两汉书》，兼讲求经济之学”。读书期满后，再入京城时，咸丰帝奕詝已去世了。冯桂芬“郁郁无以自见，每为同列所轻”。
后来，冯桂芬辞官乞归，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学院，以诱掖后进为己任。并著有《校邠庐杭议》、《显志堂诗文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等书。这已属后话了。至于另一种人，诸如清代昭梿《啸亭杂录》所载的闵鶚元，字少仪，浙江归安(今吴兴县)人。清乾隆十年(1745年)进士。累迁安徽巡抚，布衣蔬食，廉洁自诩，“接见僚属必谈性理，《近思录》诸书背诵如泻水状，人皆詟服”。后任江苏巡抚时，却贪贿成性，动辄逾千万，前后判若两人。其实，这种人根本不入读书之列，仅属把玩读书变成骗术而已。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知新温故来说，读书以时，学无废业，无异是学习的重要途径，亦是悦怿(欢乐、愉快之意)的人生。清代官场如此这般的读书怪现象，未知其悦怿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