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把律法写在羊皮卷轴上代代相传，你看到的正是其中的一个。

　　十分钟的车程后，我们来到一处车辆辐集的路口，久违了的大城市嗡嗡噪音在我耳边奏响。拉菲猛地向右一扭方向盘，我们从一块写有“Melhavia”字样的绿牌子下一闪而过，几株粗如牛骨一般粗壮的桉树在岔路上逢迎，顿时，周围重归安寂。静不下来的是拉菲，他把车开得飞快。

　　“我一定要给你看看，哈，我一定要给你看看。你等着。”拉菲是Melhavia的老居民了。从黑发小伙到现在的白头大叔，他的相貌，在我想来没怎么变化过，依然是目光炯炯，满口白牙。60年代，他跟着村里的一位著名剧作家学着写剧本和排戏，剧团排的戏里最有名的一出，全国二百多个基布兹，都派人来观摩和研讨。拉菲一直到六十多岁，还在张罗剧团的事。现在，他要转型当一个小说家。在泽埃夫家里，拉菲越聊越激动，因为他完全没有到，我几乎把以色列当今最好的作家全都读过了一遍。奥兹、格罗斯曼、梅厄·沙莱夫、泽鲁亚·沙莱夫、阿哈隆·阿佩尔菲尔德、约书亚·凯纳兹、A. B. 约书亚、耶胡达·阿米亥、埃弗莱姆·基雄、埃特加·凯雷特，至于获1966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以色列文豪级人物约瑟夫·阿格农，我坦陈自己了解不多，但我谈的阿格农作品的特点，以及他的作品为何不适合翻译，还是让拉菲无法淡定了。

　　“好吧，”他嚯地站了起来，脑门中央一绺鹰嘴般的白发晃了晃，“到我家去！你知道得太多了，我只有给你看看我的小说了！”

　　以色列是个好读书的民族——是的，谁都这么说，每一份关于大众阅读数据的红黑榜里，以色列铁定占据红榜的一席，一般来说还是榜首；每有人愤怒地谴责我国国民阅读习惯之差，以色列就成了那个可恶的“邻居家的孩子”：“我们人均一年读不到两本书，看看人家以色列，人均一年六十四本！”

　　“你们读书真多，”路上，我重复了从媒体上看来的老生常谈，“听说以色列的人均阅读量世界第一。”

　　拉菲紧绷着嘴唇，翻了一下白眼。“第一？哈，我们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多书。”

　　对赞美和客套，以色列人的免疫力很强。他们认为，外人的赞美说明他不了解他们，只能弹弹路人皆知的老调，聪明，勤奋，善于赚钱，有信仰，等等，这份榜单还在一步步拉长。随着科技进步、创业热升温和儒商精神的传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以色列奉为神话。

　　“消化不了？”

　　他这个说法吸引住了我。拉菲咳嗽了一声。

　　“咳，我们每年新出图书一千六百种，我们国家的希伯来语人口五百万。哪里读得过来那么多新书。”

　　“那……那怎么办呢？”

　　话题不知不觉地转了向。我从没有想到过，新书太多，大众读不过来，居然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出面呗，”拉菲说，“政府还能做什么。现在在搞促读活动。以色列的书本来已经很便宜啦，现在你花一百谢克可以买到大约四本书，真是便宜呀。”

巴黎街头的希伯来语书店，一个犹太老人正在离开。

　　我想起曾在离这儿不远的阿弗拉公交枢纽总站，看到一个流动书摊。摆了一百来本旧旧的希伯来语书籍，你可以买走一本书，看完了还给书摊，再换一本拿回去。这个制度是促读活动的一部分。一个据说人均年读书量六十四本的国家，还要这么卖力地推动大众阅读。

　　“可是作家就不高兴了，”拉菲接着说，“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书变成活动的一部分，卖得太便宜。好几个名作家联名抵制呢。”

　　“拉菲，”我说，“你明明知道新书都过剩了，干吗还要写新书呢？”

　　“唔。”

　　他吭了一声，车子刹住了。我们早已进了村，溜过一个旧水塔，在夹道的松树和野蓟之间开了一百来米远。Melhavia一词出自旧约圣经，意思是“上帝的广阔原野”，已有近百年历史，这里住过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以色列的第四任总理、著名的“中东铁娘子”果尔达·梅厄。在村里的一个纪念廊上，贴着一些早已发白的梅厄夫人的旧照片。我早就发现，以色列人不怎么看重照片，他们宁可弄一只谁都看不懂的雕塑来纪念某个历史性的时刻。

　　拉菲的家就像一个森林里的小木屋，墙板和地板都是黄澄澄的耀眼木色。茶几上放着一些书。普通以色列人家里，囤书数量似乎都差不多，能看得见几排书架，放书的规模限制在不妨碍日常生活起居的范围内。我刚坐下，拉菲就把壮实的身躯伏在了书架上。

　　“好极了，还有一本。”

　　他几乎是撞着走过来的，两只脚仿佛要从拖鞋里跳出来。这是拉菲的第一本小说，在他六十六岁的时候出版。封面上是一片像素很低的灰色，中间有一只黑色的鸟在飞，鸟的上方有两个希伯来文单词。他拈出一支钢笔，翻开封面，一支破碎的小调从他鼻腔里钻出来。

　　“里奥，”他咬着笔杆子，眼睛半闭，“要我给你写句什么话吗？”

　　“啊，您随意。”

　　厚待突如其来，我毫无心理准备。

　　“OK，那我就写……”

　　“拉菲，”我善意地提醒，“你忽略了一个细节：我是看不懂希伯来语的。”

　　他好像没听见似的：“我写‘致Leo，为了我们共同的希伯来文学’，好不好？”

　　“太……太沉重了点吧。”

　　“我也这么认为，”他说，“那我写‘为了一段美好的谈话’，嗯？”

　　“好吧，但是……”

　　“Good，”拉菲直起腰来，“现在，让我跟你说说我写了点啥吧。”

　　我的兴趣也上来了，正襟危坐。

　　“你熟悉《圣经》吗？我们犹太人的《圣经》？”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新约》是基督徒的《圣经》，《旧约》成书更早，是犹太人的《圣经》。《旧约》里讲述了上帝创世的故事，讲述了人类先祖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这就是关于犹太人祖先一脉的传说。还有摩西率犹太人出埃及、诺亚方舟、大卫射杀哥利亚、所罗门等等著名的故事和人物，都是出自《旧约》。我说不太熟悉，只是知道一些有名的故事，比如以撒献祭……

　　“Great！”拉菲叫道。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某日，上帝传话给亚伯拉罕，要他把以撒绑起来送给他做燔祭。亚伯拉罕服从了，把儿子带去了指定的地点，捆起来，挥刀正要砍，天使及时驾到：好了好了，现在上帝他老人家相信你是听他话的了。亚伯拉罕再一看，儿子安然无恙，捆起来的是一只羊。这个故事被后人一遍遍地研究、阐释、解读：亚伯拉罕为什么一声不吭就从了？上帝为什么要考验他？亚伯拉罕是否事先就知道上帝不会让他绝后？《圣经》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引出了无穷无尽的讨论，犹太人辈辈读《圣经》，琢磨文本里大量含糊隐晦的地方，养成了喜欢究问、辩论的习惯。

　　“我的这本小说，”拉菲举起他的书，“你听好，就是对以撒献祭故事做的一个改造，原先的故事里没有女人，我的小说里面设计了一个女人……”

　　我知道置身异域，言行必须小心谨慎。我栖住别人的家，总是尽量早起，不想看到主人在替我张罗食物，打扫屋子。我让自己始终看上去意气风发，好奇心满满，吸收所有来自他人的信息，响应别人的召唤。犹太人尤其在乎语言和交流，你可以文不对题，自说自的，但你必须看着和你讲话的人的眼睛和脸。

　　可惜，在盯住拉菲的脸二十分钟之后，我终于绷不住了，而这时，他才刚刚讲完他对故事中的以撒心理的分析（他虽保住了性命，却毕生难忘父亲挥刀砍向自己时的眼神）。我的注意力开始无法对焦，又过了一会儿，神智都恍惚了起来，我的身子打晃，几乎要在他的沙发上斜着倒下去。

　　他及时用一声“Sorry”让我清醒过来。

　　“对不起，拉着你听了这么久，”拉菲说，他玩着手里的笔。我揉揉眼睛，他仍然坐在那里，还沉浸在对自己创作过程的回味之中。

　　“So……”

　　“So……呀，我都说了一个小时了！”他叫道，“我的第二本小说是新出的，还没给你看过呢！”

　　拉菲说他有四个孩子，至于太太和他在农庄除了搞戏剧还做点什么，他都讳莫如深。“很可惜啊，”他说，手上已经拿了一本新书，同前一本差不多厚度，“你看不懂，这本里面有很多关于性的内容。”

　　他的新书都堆在屋子的一角，约有百十来本，一个伏地灯打在上面煞是好看。拿走顶上的一本后，拉菲仔细敲敲书堆的边缘，让它们保持整齐。这本新书的封皮仍然是浅灰色，不过设计显然用了一些心思：设计者提取了一个海报栏的意象，封面上印了许多被撕掉的海报留下的残片，仍是一股苍凉深邃的味道，让人想起流逝的时间、记忆和遗忘，完全想不到内容如此香艳。

以色列的街头艺术节，人们分享交换彼此的作品

　　拉菲对这个封面很满意，设计灵感得自他在Melhavia的一位朋友。“他也在写书，写一本传记。”

　　“谁的传记？”

　　“我们村里有位诗人，八十多岁了，很有名，你知道吗？叫图维亚，他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移民，跟我们非常熟，他写了很多诗都是关于基布兹生活的。我的朋友在给他写传记。”这个文人圈子在我脑海里清晰了起来，真不能小看藏龙卧虎的Melhavia，事实上，不能小看任何一个普通的以色列村子。

　　我假装认真地翻着他的新书。希伯来文书写是从右往左的，印刷体的顶部连在一起，犹如一排家用简易挂钩，也许，要知道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为什么和我们相反，可以从他们的书写方式中找出些许答案。单从外围了解，就像看一卷充满异域风情的画轴一样，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我试着问个敏感的问题：“书好卖吗？”

　　“不容易。”

　　拉菲撅着嘴，自己又拿了一本翻着，然后丢回到书堆上。

　　“在这边登个广告，你得付钱，还得找名作家替你写书评，”拉菲说，“我哪里请得动阿摩司·奥兹呢？虽然我认识他，可是认识他的人多啦。在我们这里就是这样，没有好的作家给你作证，你的书很难会有人重视。”

　　“嗯，”我说，“还是我的老问题，明知道读者读不过来那么多书，你为什么还要写呢？何况……”

　　“烙！”拉菲打断我，他说的是“lo”，即希伯来语里的“no”，这意味着我惊动了他潜意识里的东西。

　　“一个人总得做点什么吧。”他说。就是这么奇特，拉菲的话让我想起了以色列的国宝级作家——埃弗莱姆·基雄写过的一个故事。

　　一名小贩，拎着箱子，挨家挨户地推销货品，楼里屋主们早就认得他，也总是把他拒之门外。叙事人“我”有一天见小贩又来了，动了恻隐之心，打算买他几件东西。他说：“给我一片剃须刀片。”

　　小贩像是没听见：“尼龙牙刷要吗？”

　　“我”重复了一遍：“我说了，给我一片剃须刀片。”小贩继续王顾左右而言他，一会儿说塑料梳子，一会儿说卫生纸。“我”火大了起来，一把夺过他的箱子，打开一看，空空如也。

　　“怎么回事？”

　　小贩生气地说：“从来没人买过我的东西，所以我干吗得把所有的东西全带上？”

　　“那你干吗还一家家地跑呢？”

　　小贩露出一副“你问这种问题不觉得羞愧吗”的表情，厉声说：“一个人总得谋生呀！”

　　犹太人的道德观是，你可以挣不到钱，但你不能不去挣钱。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有挣钱的基因吧，“穷忙族”这一说，在他们这里并不成立。什么叫“穷忙”呢？忙而穷又不是可耻的事，可耻的是不去忙，是懒惰。至于你说，没钱也没市场，你忙个什么劲呢？对不起，他们不考虑这一点。Melhavia 的面积，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里属于较大的，有近千人口。悠久的历史为村里留下了不少旧建筑、旧水塔常常迎来慕名的参观者，还有一所足可称作文物的集体食堂。按照拉菲的说法，Melhavia 的成年人里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在写书。

　　“好吧，他们都写点什么呢？”

　　“很多人写童书，”他说，“还有很多人写回忆录。六十岁以上的人，一半写回忆录，还有一半在等着给那些写不了回忆录的人编回忆录。你把他们的书拿到一起看，就会发现这里那里出现的人，名字都差不多。一个人回忆他的祖母，另一个人回忆他的老师，再来一个人回忆他认识的老邻居，其实，哈，写的都是同一个人。”

　　回忆录写得再乏味，也总有人感兴趣，因为以色列人还喜欢搜集关于这个国家的各种口述史。也许，国小民寡历史短的好处就是让人愿意做这些工作，你只需付出有限的精力，就能为自己的国家写成一部微观的大事记。历代政界名人的名字出现在几乎每一本回忆录里，未见得是作者很关心政治，只因他们无论多么小心，都绕不开这些姓名罢了。

　　我有点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总是雄踞读书榜的榜首了。这些人不单爱写，还能感受到来自那些辛苦的写书人的压力：如果不使劲读一些，多么愧对那些作者！我也有点明白，“人均六十四本”这一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假如一个受访者回答“我今年读了六十四本书”，也许他真正读过只有十本，其他五十四本是他认为自己即将读、或者“有可能”读的书。他们宁愿多说一点。他们宁愿告诉别人，自己忙于一件没有经济回报的事，而不是在做一桩仅仅冲着丰厚报酬而去的事。

　　“我不写回忆录，我写小说，”拉菲合起书页，走到他的书堆那里，“这些书我都要寄到美国去，我儿子在那里，他说：爸，你多给我一些小说，我给你在美国推广，我会用上所有我能想到的办法。”

　　大概这是一个难成气候的作家的最后一搏了。我提议说，他应该找人把小说翻译成英文：“或者去找一位有名的作家替你写个评论？”

　　“做不到，”拉菲抿着嘴说，“名作家都没空来搭理我。老实告诉你，七八年前我还跟阿摩司·奥兹有联系呢，我给他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写去了读后感，过了一个月，他居然回复我了。可是现在你还想找他，就不可能啦。”

　　这么说我还是幸运的。8月下旬，奥兹回复了我发去的求见邮件，委婉地告诉我说他近两个月都没有时间接待外人。我体会着拉菲的遗憾，掂量着“snobbish”（势利）一词的分量。我早就知道，以色列人评价别人是非常小心的，读书和写作涉及道德，你用怎样的语词评人论事，首先暴露了你是怎样的人。

　　我们走进了暮色里。那架古老的水塔背对着霞光，只留了一个高大的黑影。拉菲没请我吃饭，而是开车送我回去。我们坐进车里时，他碰了下车顶盖上挂着的一串菱形的陶偶，他说他每次没了灵感，就碰碰这东西。我们重又回到来时拐弯的那个交通要岔。

　　“图维亚，你可以去查查他，他现在可有名了，国家级大诗人，也许是国际级——奥兹那个级别的。”他说。我觉得可以说出一直忍着没说的话了。

　　“人一旦成了名，都会变得很……snobbish 吧。”

　　“烙——”

　　他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长音。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我在表达对他们整个作家群的偏见。

　　“不——怎么能这么讲呢？你看，”他拍拍仪表板，“奥兹已经七十三岁了，他必须要计算他精力的分配。我还能开车送你回家呢！我才七十岁。”

读书的以色列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