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很多故事，随着岁月变迁而越来越长；有的故事却删繁就简，越来越短,短得近乎微不足道。比如大名士孔融的故事，在他的时代也许能说上三天三夜，但后来在我们的印象里，就只剩下这几个字：融四岁，能让梨。而今可能连这也被简化，变作我们这个读图时代一种抽象画：一个萌小孩与一颗硕大的梨子并峙而立。这不无荒诞的形象，作为存在的唯一证据，在向它的偶然路过者，昭示其内部某种隐秘的联系，以及一段被反复讲述而日渐稀薄的历史，听者的欲望，述者的企图。

　　他闯入或被抛入——权力的漩涡 

　　他冒然闯入，像一头淘气的小象，搅乱了彬彬有礼的名士的世界，让历史现场变得杯盘狼藉。这一日，清议士大夫集团的领袖人物——河南尹李膺，正在会客厅中与他高贵的宾客们品评时政、褒贬人物。

　　孔融，那个四岁就懂得让梨的萌小孩。同时他也是触犯礼法的冒失鬼，狂诈浮艳的读书人，不达治务却讥笑当朝的官员孔北海，斯文陨坠的年代里圣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文举。

　　当然现在，他只是一个年仅十岁的无名小卒，被门子挡在门外。但他说，我是你们李大人世交的子弟。此时李膺正在抚摸自己的羽毛。他从不随便和谁来往。他的会客厅中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他不无好奇地叫人把孔融放进来。尽管他知道并没有什么孔家的世侄。

　　但孔融信誓旦旦地解释了他的身份。你祖上是李耳先生，我祖上孔仲尼先生，二先生同德比义，互为师友，因此我与你就是累世通家。孔融语出惊人，让李膺不得不承认，他喜欢这个放肆不羁的小子。但据《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说，孔融这次拜访的主要目的是，检验一下李膺是否浪得虚名。

　　随后来到客厅的太中大夫陈炜对这个小孩很不服气，他因为刁难孔融而被历史铭记。他嘲讽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完美地回击他：“听你所言，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哦。”名士们哄堂大笑，陈炜则一言不发。当然，一个小孩的狂放无礼是有趣的，但一个成年人如果还是如此，就让人笑不出了。

　　长大后的孔融对人说，父亲对于孩子有什么亲情？不过是一时性欲发作；母亲对于孩子有什么亲情，不过是寄寓在一个容器中，生出来就没关系了。这时名士们就坐立不安。当然，范晔同时也实录了十三岁丧父时的孔融：他悲伤地需要人扶着才能站起来。

　　在这次会见上，李膺对孔融道出了“高明必为伟器”的评价。这评价举足轻重，因为这是清议之风最烈的年代，知识分子要出人头地，干进求禄，必须得到重要人物的点评，从而获得被推荐入仕的机会。清议领袖李膺的这句推荐语足以让孔融一举成名，更积攒了以后驰骋官场及学术圈的资本。

　　然而孔融似乎无意做官，当他渐渐长大，官府多次征辟他都拒绝。这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张俭，正是这个被邪恶的法律所驱逐的正直的人无处藏身，才让孔融第一次直面权力的面孔。这年孔融十六岁。他在兄长孔褒外出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收留了罪人张俭，引来一场牢狱之祸。后者因为弹劾宦官而亡命江湖，很多士大夫宁愿家破人亡也一定要收留他。

　　孔融和他的哥哥孔褒由此被官府缉拿，兄弟二人争相承担罪责，连上年迈的孔母，上演了一门争死的传奇。舆论对这一案件的高度关注。直到皇帝的诏书下来，定了孔褒的罪，才算稍稍告一段落。但这件事的恶劣影响却在不断蔓延和扩大，它加速了以李膺等人为首的士大夫集团和无权无势的皇帝及其胁迫者宦官们的最终决裂。终于在当年（公元163年）酿成一场波澜壮阔的“党锢之祸”。

　　十六岁的孔融，就这样被抛入到权力的漩涡之中。从此他作为清议势力和皇帝宦官集团，主持正义者与操持邪恶者，主张名教者与崇尚自然者各方角逐的一枚棋子，被肆意挪动着。两次党锢运动的血洗让士人集团涤荡殆尽。亲历这一切的孔融第一次感到一种事关政治正当性的精神危机。

　　无计可施的老实人，又愤愤不平 

　　据说在科举制发明之前，中国有一种说法，即士大夫非天子所命。也就是说，地方社会通过清议的方式向政府推荐贤能，代表他们治理国家。但党锢运动使天子把地方社会选出来的代表抛弃了。这意味着这个政府的正当性值得怀疑。失去仕进之路的士人们由困惑而痛苦，由痛苦而狂狷。

　　作为清议力量的遗存，孔融成为这困惑而狂狷的代表。他终究还是出仕。不做天子的官，不做老百姓的官，而向诸侯求施舍，向何进、董卓、曹操这样的大权在握者屈身。但他昂首举报贪污者，接连不断，以至于上面感到惶恐，叫他不要太认真，但他并不打算妥协。

　　何进的下属决定雇剑客追杀他。因为何进为士大夫报了仇，加官进爵举朝皆贺，独他不来。不来也就罢了，但他是司徒杨赐府上的，他竟然夺走杨赐的拜谒帖子愤然离去。这让何进及其门客感到羞耻。

　　好在他有名望。一个人有名望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还站着一个信任他的群体，还有一套站得住脚的价值体系。一位门客这样向何进分析形势：杀死孔文举将导致四方之士引领而去，不如反过来以礼待之，让天下士人知道大将军恩泽浩大。

　　他于是又做了何进的官。但没几天他就撒手不干了，因为讨厌一个叫赵舍的官员。不久，董卓来了，带着他那虎狼之师一路烧杀抢掠，从西北赶到京师，废立皇帝，又召见孔融，希望孔融给朝廷提点意见。但孔融却一直在谈论匡正之言，又反对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

　　他简直没有一句话是董卓想听的。董卓只好把他打发到黄巾军闹得最厉害的北海郡，希望借刀解决他。不过这一次孔文举倒是谋了一个实差，从此成了孔北海（因其治郡有方特送此名号）。他也把这段经历看做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大干了一场。

　　他一方面致力于组织一支杂乱无章的队伍，日夜操练，且“驰檄飞翰，引谋州郡”，把声势搞得比袁绍和曹操更猛，似乎他马上就除掉乱党。但据说后来他的老婆和儿女被袁谭虏去的当日，他端坐城楼，漫卷诗书，谈笑自若，而城下箭矢如雨，矛戈相接。明朝人杨维桢特地为此写下打油诗:孔北海，儒亦迂。妻孥已属青州牧，流矢几前犹读书。

　　另一方面，他设学校，彰儒学，还请来了一批博学鸿儒共谋大业。但司马光的说法是，“好奇取异”，启用一批“剽轻小才”。作为一位有仁心的治理者，他救济那些饱受战争、饥荒和瘟疫之苦的人们，还为暴尸荒野的“游士”具棺殓葬。但刘宋的文论家刘勰说，“孔融守北海，文教华丽但没有什么实际的道理”。

　　他的治下，凡有一技之善的草民或者未曾谋面的孝子，他都要大力礼遇和推崇。但为了租赋征缴的问题，他在一个早上杀了五个督邮。对此，司马彪认为，“孔北海自以为智能优赡，当时豪俊皆不能及，然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也不能治。”张璠则直接否则了他所作的一切：“在郡八年，仅以身免。”

　　尽管一千多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孔文举的风度、面子以及他的一败涂地，但他的声望在当时还是倾动四海。有一次，他的兵就要打完了。他不就近向曹操或袁绍借兵（他坚信这两个人以后肯定是乱党）。反而几经曲折向刘备求救，把后者搞得受宠若惊，大呼“孔北海竟然知道天下有个刘备！”

　　他的身上的确凝结着一种道统神圣性和政统合法性的伦理政治主题。而东奔西窜的刘皇叔——汉帝国“理所当然”的继承者或拨乱反正者，他的受宠若惊恰恰呼应了这一主题。这个故事也昭示我们，他并非一个离经叛道者那么简单，他可能更像是鲁迅说的，一个愤愤不平又无计可施的老实人，一位真的卫道士。

　　卫道士之死 

　　卫道士孔融试图以一己之力阻止如走马灯般的乱世来临。但范晔这样写道：“志气高，护正统；才能少，想法多；最后什么也没做成。”

　　然而他的确在努力。他维护他心目中那个礼教——以文化俗，以德塑人，以礼确定人伦秩序，以乐形成精神人格，不求诸外界之宗教刑法，仅立足于人的自我技术之发展而成就一个文治蔚然、温顺相亲、各就其位的世界。

　　孔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三帝五王以来的君子之道，如今却被霸占、利用、亵渎，沦为权力的玩偶。他悲伤地叹息他所在这个世界：“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惨惨心悲。”

　　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将汉献帝安置许昌。孔融以及更多的士人趋之如骛，不管这 “安置”是场权力的游戏，还是重整纲统的契机，他们都说服自己，要充满希望。

　　汉献帝倚重孔融，每逢朝会就请他“引正定议”，也就是拿出汉家名教治天下那一套，议定国是。不过大多数人认为他不过是徒劳无功。有时他也要和天子较量一番。比如天子要给他的使节马日嘽加礼厚葬。（这位钦差大人在出使地方的时候，遭到袁术的轻侮，羞愤而死。）但他认为，钦差蒙羞是严重失职，加礼违反春秋大义。

　　此外，他还反对恢复肉刑，反对禁酒，并不遗余力地引经据典，要求扩大天子直辖区，减少诸侯权力。这些都让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出类拔萃的反对者。

　　公元208年，反对者孔融，俨然以卫道者的角色走上断头台。他终于成为一个旧王朝的也是一个旧时代的陪葬品。但这个时候人们似乎忘了他说过的那些扰乱人伦的话，忘了曹操怎么说他狂诈与浮艳，只记得他是孔文举，斯文陨坠的年代里圣人孔子的二十世孙。

　　这使得他的死具备了某种崇高的意义，因为神圣被凌辱，也因为他的死象征着儒家政治神圣性在汉末的最后沦丧。如清人王夫之所说：“孔融死而士气灰 。”他的死比之“党锢运动”之血洗更让士人沮丧。

　　另一方面，站在闪烁着光芒的屠刀之下，面对睽睽众目，他的死在历史的叙述中不再是手起刀落的简单过程，而成为一个被反复追忆和重构的痛苦的仪式。那无所不能的权力在死亡面前陷入疲软与无助。除去剥夺那些不驯者的生命，权力不能再进行任何征服。因为它在尘世的统治被另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所解除，即死亡。

　　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做到了“临白刃而正色”。而在大文豪苏轼看来，这“慨然有烈丈夫之风”。他的妻儿比他也毫不逊色。卫兵来收补他们的时候，女儿七岁，儿子九岁，他们正在对弈，保持着临危不惧的风度。人问他们何以做到这一点。女儿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儿子说，倘若死了能见父母，正是所愿。

　　人们伤感于这一家之死，同时也迷惑于他们引颈就戮的罪名——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唐突官掖、跌荡放言。这些罪名放在一个民主时代很值得研究。但我们的学者似乎更愿意研究他的必死。说他不懂权变，说他书生谋国，说他狂悖无礼，咎由自取；于是乎证明他根本名实不符，还逞强侮慢，终于命丧权奸之手，实在必死。

　　这些了不起的研究一点也没错，但大家似乎忽视了这样的命题，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无论在专制时代和民主时代，都无可避免地遭遇与权力的冲突，面对后者的强大和汗漫，一个渺小的人应该如何选择，如何保持自己的观念和存在？

　　不驯服的艺术 

　　“世人总是被名声迷惑，却不去以名核实，不知道孔融有多么的狂妄和狡诈。” 魏武帝曹孟德这样说。

　　后世君子们记录了多条孔融的“狎侮太祖”的罪证。最著名的一条是，太祖打败袁绍把袁熙的老婆甄氏赏给曹丕，孔融写信给太祖说：“我想起当年周武王把妲己赏给了周公的事。”太祖于是很惊讶，择日当面询问典出何处，孔融说：如今想来，想当然耳。还有一次，太祖北征乌桓，孔融又跑去为三军壮行，他说：大将军远征海外，别忘了当年肃慎没有进攻楛箭，丁零还偷了苏武的牛羊，这次应该一并惩罚了。

　　其实，他并不是非要和曹操作对，他真正要反对的是劳师而征伐远人和夺人之妻，因为这会破坏他理想的政治和人伦秩序。

　　人们无法理解他，他也无法理解他所在的世界。

　　他不明白也不会明白为何大道凌迟。他所笃信的名教治国——以名核实和礼制界定等级秩序——却因其粗放、简单、非法治化的政务操作导致了名不副实、正邪颠倒的权力格局，终究促成国家的崩溃。而那套把“服从”隐藏在孝的名义之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于是取士官、树楷模、奖美德，树立名教样板的治理理念，最终也造成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创造力枯竭和个体湮灭的社会。

　　他只能更家狂狷且孤独。据说他常常独自啜饮，怀念死掉的老朋友蔡邕，甚至不惜制造一种狂迷的百日梦，让貌似蔡邕的人与他对饮，以慰藉他的伯牙子期之恨。后来他盛赞祢衡是“颜回复生”，祢衡则高呼他是“仲尼不死”，仿佛天下读书人仅此二人。他频频写信给曹操，说祢衡是齐丽之观、非常之宝、宝马良驹。然而祢衡却在公堂上裸着膀子上擂着鼓羞辱了曹操，不久祢衡就被转手除掉了。一千多年后，清人谢章铤这样写道：“孔融四海，难觅新知。”

　　他的身上既存在着卫道者的忠诚和守旧，又存在着离经叛道者的怀疑和打破。他怀疑他曾经笃信的东西，但又找不出新的道路。他以一个狂者的形象进入历史，挑战既有世界的秩序，触动其背后的规训与惩罚。他的身上杂糅着难以把握的不规则性和不可理解的非理性。这给他的时代造成了冲击，也冲击了他自身。

　　最后的日子里，他写道：“门庭若闹市、樽中酒不空”。他常引此为人生快事。有识之士却看出，“才疏意广终无就，已兆清虚西晋风。”纵酒狂欢的背后是普遍空虚而痛苦的魏晋之风。在《绝命诗》中他这样吟咏：“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这同样是晋人式的生存焦虑。

　　毋庸置疑，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另一个时代，自此，人从群体中现身，嵇康、阮籍、刘伶……陶潜一个个由龙性难驯的个体，开始把目光从原来紧盯着的政治移开，他们谈心性、论生死、崇自然，尝试审美化人生，探索权力之外的可能世界。历史由此迈入“人的觉醒”时代。从这个角度说，他那些惊世骇俗的失败，却造就了一种“不驯服的艺术”，一种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针对一切以压迫生命为宗旨的政治而进行的反叛的艺术。

　　然而人们终究忘记了“始作俑者”孔融。他们更愿意追溯那个温顺而谦卑的让梨小儿，一千年多年以来他们反复讲述且多加繁衍。其中四岁的孔融被这样诘难：

　　作为弟弟，你说拿小的是“法当取小”，但与此同时，你也作为哥哥拿了小的，这不是陷弟弟们于不义吗？

　　人们认为孔融是这样说的：对于弟弟们，我还是拿小的，这是爱护。

　　这已不是萌小孩孔融。这是左右逢源，虚伪自私的成人技术，是重阴谋而轻阳谋，重服从而轻反对，重机变而轻诚恳，重规训而轻反叛的那个中国，是我们要抛弃的旧世界。（郝帅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