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305首诗歌，本来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后来成为儒家经典，被称为《诗经》。《诗经》是中国一切文学作品的源头，是中国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

　　《诗经》的形成，与周公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周公是《诗经》的奠基人。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周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周公便是当时西周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奠定了中华民族三千年政治伦理和文化基因。他既是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又是文学家和诗人，身居高位，才艺兼备，能诗能乐，是周代文化的奠基人，他也是《诗经》最初始的倡导人、主要作者和编纂者之一。

　　周公鼓励写诗

　　周公在摄政期间，他派人到各诸侯国去采集民间歌谣，也鼓励官员和有文化的人创作诗歌，那时把文学艺术当成比青铜器更重要的宝贝。当初周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那么看重诗歌? 殷商的灭亡不能仅仅归咎于纣王一人的残暴，而是统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丧失了道德精神。周公认为，商朝失天下是因为缺德，周人则因为“同心同德”才得到天下。关键不在于天命，而在于有没有道德。可是，怎样才能有德和保持住道德呢？

　　周公选择了当精神的建设者，用文艺陶冶人心来塑造美德，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周公算得上中外第一人。他主持制定的雅乐体系十分恢宏，西周的诗是用来配乐歌唱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称“诗”为“诗歌”。西周的“六艺”教育则依次是礼、乐、射、御、书、数。把礼乐教化放在首位，用教育去推广礼乐，从塑造少年开始。西周音乐诗歌教育之发达，使乐律学有重大成就，十二律体系都在周代完成。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周代的礼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大都有乐歌的演奏；除官方礼仪外，民司节庆也需要乐歌，国风的许多情歌可能就是民间节庆中出现的、有一定路数的民歌。

　　在周公制定的官制中、设有大司乐、为六卿之一。这种成熟的、高规格的乐官制度，为诗的大规模创作、采集和编订提供了基础、《诗三百》中较早的《周颂》，就是王朝乐官在最高统治者的亲自领导和参与之下完成的。

　　周公曾组织采诗、献诗

　　《诗经》的创作年代上下五六百年，产生地域方圆几千里，作者包括社会各个阶层。除了周王朝乐官创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周王朝派专人在民间采诗，到民间搜集歌谣，同时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

　　周公曾派遣被称为“行人”“遒人”（帝王派出去了解民情的使臣）“轩车使者”“逌人使者”等专门的采诗官，春天、秋天到各地民间采集歌谣，目的在于知民情、观风俗。这就是后代人所说的“王官采诗”的说法。另一种方法是由各国的乐师在民间搜，再由诸侯献给周天子。太师和乐工是搜集和保管诗歌的专门官员，各国太师有向周太师进献诗歌的义务，再由周太师把他们集中起来，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献诗是周代士大夫把诗歌有于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上司、同僚做了好事或者坏事，就往往作上一首诗献上，以表示颂美或者讽谏。有的人也通过献诗来发泄和申诉个人冤屈或者不幸，这些都叫“献诗”。有的作品直陈献诗的本意，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巷伯》：“诗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周公是《诗经》最初始的主要作者之一

　　根据《史记•周本纪》《毛诗序》《尚书•金滕》《左传》《国语》《礼记•乐记》《荀子•儒效》《日氏春秋•古乐》和班固《汉书》、王褒《四子讲德论》等文献典籍记载，清代学者马瑞辰先生，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及当代许多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国学大师均认为周公是《诗经》的主要作者之一。起码有《大雅》中的《文王》《大明》，《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时迈》《思文》《武》《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酌》，《豳风》中的《七月》《鸱鹗》《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七篇均系周公所作，可谓周公诗作专辑。还有把《大雅》中的《棫朴》《生民》和唐风中的《蟋蟀》等篇视为周公所作。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所撰《琴赋》与《琴操》皆谓周公作《越裳操》。战国秦汉学者指出，《诗经》三百篇之中，出于周公之手的不少。

　　周公的诗作，对周朝及其后世皆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只可惜保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见。而今我们所能读到的周公的诗，除孔子收录在《诗经》里的寥寥数篇以外，其它作品几乎就很难看到了。《诗经•豳风•鸱鸮》一诗，为后世仅存的少数几首周公的诗作之一。此诗之源起，为武王伐纣之后，命纣王之子武庚管理殷商余民。为防止武庚叛乱，又使弟弟管叔、蔡叔监督武庚之国。两年后武王驾崩，其子成王立，因成王年幼，周公相之。而管叔、蔡叔却联合武庚发动叛乱，且散布流言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故周公发兵东征，得武庚、管叔而诛之，将蔡叔流放。而此时成王犹未知周公之意，仍以为周公将不利于己之王位。周公乃作此诗以明志。

　　周公是最初编纂诗经的组织者之一

　　献给周天子的诗，要经过太师(大师)、乐工配乐演唱。贵族之间的献诗，也要经过乐工配乐，汇集于太师(大师)。至于宗庙祭祀所用的颂歌，是贵族文人奉命而作，也归太师(大师)掌管。大师不但掌管诗歌，而且还负责传习诗歌。运用诗歌表情达意，是贵族子弟将来参加政治活动，尤其是办理外交时所必须掌握的技巧。周大师为了教学的需要，也必须收集和整理诗歌。所以，周大师不但是诗的收集者，而且是整理者和《诗经》的编定者。《诗经》在周朝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的结集绝对不是个人行为，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或学术现象。礼乐的作用是调整正常的社会关系，制作礼乐是周天子的专属权力，诗的编纂及配享礼乐，也不是一般的艺术活动，而是国家立法权的表现。而周公摄政七年，总理朝政，大师属于他的部属，正由于《诗经》的官方性质，周公当是周朝政府编篡《诗经》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组织者。

　　周公之后，《诗》在周代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编辑整理。当今的主流见解认为，《诗三百》是周王朝乐官最终编定的。后来，孔子曾为三百篇作过乐正，即纠正曲调错误的工作。

　　回首3000多年的历史，多少宏伟的宫殿楼台倒塌消失了，多少雄强的帝国灰飞烟灭了，多少曾经的繁花转瞬即逝了，但《诗经》没有消失。这个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始终是清澈的，且渊源流长，成为中华民族汲取不尽的文学源泉。《诗经》对塑造国人的道德良心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伟大作用。而对《诗经》形成有巨大贡献的周公，无疑是我国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