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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影响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遗产，孟子的“英气”首先表现为一种潇洒不拘、独立自由的主体精神。然而，由私人领域移到公共空间，在实际的社会交往或者政治伦理中，过分孤往的“英气”又可能造成偏颇狭隘，增加社会和政治运作成本。
“孔孟”虽并称性情却不同
“孔孟”向来并称，但孔子与孟子很不同，不仅表现在思想学术层面，而且反映在二者的性格气质上。研究史料可以发现，孔子相对温柔敦厚，偶尔发点小脾气。比如，心情不好时会赌气说要到海上漂流，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与孟子的“臭脾气”相比，孔子的小性格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孟子脾气之“臭”，就连宋代名儒都有些看不下去。北宋程颢认为，“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颜回若是春天的和风青云，孟子就如同肃杀秋风中的岩岩泰山。程颢之弟程颐也说：“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孟子的性格会“害事”。南宋朱熹更是把孟子说成一个挥臂准备干仗的人：“孟子则攘臂扼腕，尽发于外。论其气象……孔子则浑然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尽见。”
宋人于孟子爱之深、知之深，故最能同情了解孟子的脾气。自韩愈之后，两宋文人士大夫接续推崇《孟子》，终于使之升格，由“子”入“经”。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周易》《尚书》《仪礼》《诗经》《春秋》 正式成为儒家经典。南朝刘宋时期，《论语》《孝经》等补入经典成“十经”。唐代文宗刻石经于长安，将《尔雅》收入，扩为“十二经”。到南宋光宗丛刻“十三经”，《孟子》始正式进入“经典”，是诸经中最晚的一部。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以天下为己任，有“事业付之书生”的政治担当，呈现“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气象。杜维明曾以“士的自觉”论述孟子价值。这种自觉在宋代文人士大夫那里得到了回应。
无论进退都需掌握主动权
作为影响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遗产，孟子的“英气”首先表现为一种潇洒不拘、独立自由的主体精神。
孟子尝言：“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成语“绰然有余”即出于此。无论进与退，致君尧舜抑或抱才退隐，孟子都认为需要掌握主动权。《周易》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讲的就是同理。在陶潜那里，则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在李白那里，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王冕那里，则是“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
孟子还强调，游说君王的时候，内心要有自信：“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同时，要注重人格独立与尊严，拒绝来自权力的傲慢：“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
在君臣交往中，孟子反对过于主动，希望以一种相对的被动来获取尊重。对于公孙衍、张仪这类迎合、顺从君主的人，孟子斥责他们是“妾妇之道”。我国历史上一直有“不召之臣”的佳话，如伊尹之于商汤、管仲之于齐桓公、诸葛孔明之于刘玄德。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韩信唱道：“身怀角书不轻献，方见英雄非等闲。”这里面，“不轻献”即是保持高姿态。相较之下，孟子的孤傲不免过于天真。
“反复谏之不听”不配称君
孟子思想受子思影响，史称“思孟学派”。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之孙。孟子曾受业于子思的弟子。
子思也有一襟英气。鲁缪公欲与子思为友，子思说：“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意思说的是，你凭什么与我交朋友？地位你虽比我高，但在道德上你必须师“事我”。
孟子的口吻与子思如出一辙。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京剧舞台上《击鼓骂曹》之所以长演不衰，即因余派唱腔的高亢苍凉，将祢衡以寇仇视曹操演绎得淋漓尽致。而朱元璋读到这句话后，就下令停止祭祀孟子，并箭射进谏之臣。朱元璋还删节《孟子》为《孟子节文》，被删的内容不准列入考试范围。
在孟子眼中，连周文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更厉害的是，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都是为人臣子而杀害国君，这是可以的吗？孟子果断地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大致意思是，商纣王不配称君，只是一匹夫罢了，“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齐宣王听了“勃然变色”。这一段对话也被视作孟子“目无君父”的证据。
“傲慢”源于缺少在世知音
理性来看，孟子“英气”性格背后确实有一种傲慢的偏执。孟子名轲，“轲，椄轴车也”。这似乎昭示了孟子人生的坎坷与性格的轲峨。
孟子三岁丧父（一说孟父长年在外），由孟母教之。由于缺乏父爱，加之“孟母三迁”，从坟墓迁集市，再迁至学宫旁，其间不免遭受委曲，故孟子养成刚硬、固执乃至暴躁的性格，自不足为怪。
孟子说：“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种过分自信，有时就是一种自卑。孟子同时还有一种孤愤独往的倔强——“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种君子所为缺少在世知音的感叹，令人想起了庄子所说的“畸于人而侔于天”。
在孟子的“英气”里，似有一种个体与群体的间隔感、对立感。孟子说他善养“浩然之气”，此气“沛然莫之能御”“仁者无敌”“仁人无敌于天下”。其实，诸如“御”“敌”等字眼，就更多地投射出了一种特立独行、翛然四顾之身影。
“孤往”对修身治学有益
孤往之境，于个人修身、治学甚有益处。王国维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形容此境。王元化著有《孤往精神》一文，引熊十力《尊闻录》：“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潘重规《亭林诗发微》论治学经验云：“夜半寂寥，万缘都尽，然后才能现稀有奇幻的‘圣灯’。”所谓“一灯煮虑，暝写晨书”“冥辟群界，自成孤诣”以及“板凳甘坐十年冷”，自然少不了此种孤往、执着的精神。
然而，由私人领域移到公共空间，在实际的社会交往或者政治伦理中，过分孤往的“英气”又可能造成偏颇狭隘，增加社会和政治运作成本。孟子在宋代的知音非王安石莫属。王安石在给欧阳修的答诗中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荆公以孟子自期，通身流贯着孟子的“英气”。荆公所谓“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分明就是以孟子的口吻在言说。
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面对韩琦、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其中很多与王安石私交甚好）的异见，没有努力去化解调和矛盾，而是“一意孤行”“道不同不相为谋”，弗顾人情兰菊。这种“英气”害事，不得不说是新法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在罢相闲居江宁的日子里，王安石也许只有时不时通过怀想孟子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了，正所谓“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题书的堂联。孟子的文化性格，可以说将下联诠释得无以复加；至于上联，似乎还是要回到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