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初年到清朝中期，在长达七百余年时间里，中国各地大小衙门正厅前的甬道上，都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以此来告诫各级地方官员要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不扰民，不虐民，做一名对得起天地良心的公正父母官。《戒石铭》的十六字为宋太宗赵光义所定，但论及它的出处，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人，他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皇帝孟昶。
孟昶，字保元，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人，孟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公元934年），孟昶即位，成为后蜀第二代皇帝。孟知祥在位时，对大臣宽厚优纵，大臣们也大都骄纵横蛮，广收贿赂，厚敛不止，鱼肉百姓。孟昶执政后，严肃法纪，处死了几个民怨颇大的旧臣，才使得朝廷内外的贪敛之风有所收敛。为了治理好国家，广政四年（公元941年）五月，孟昶正告官员，严谨理政，并亲笔书写了一份《令箴》，颁布国内：“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令箴》共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字字珠玑，句句泣血，里面提到了四个典故，即三异、七丝、驱鸡、留犊。解释如下：三异，是指因行德政而出现的三种奇迹，即“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见《后汉书》）；七丝，是指古琴的七根弦，借喻“考治乱於律均兮”（见《文选》）；驱鸡，即赶鸡，“急则惊，缓则滞，……迫则飞，疎则放”（见《申鉴》），借喻作官御民宽严得当；留犊，出自“（羊篇）历官清慎，有私牛于官舍产犊，及迁而留之”（见《晋书》），借喻居官清廉，纤介不取。
一纸言辞华美、情意深长的《令箴》，既反映了孟昶才华横溢的博学功底，也表现了他孜孜求治的强烈愿望。时至今日，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到孟昶当年洞悉民意，体恤民情，情系民心，关爱民生的和善面孔，和告诫公卿百官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以仁慈之心来对待百姓的恳切心情。可以说，孟昶的这份《令箴》，不仅是传统文化中的一则精华，也是古代吏治史上的一例典范。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孟昶能够如此明了官员和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这在历史上是很难得的。在昏君暴主层出不穷的五代十国时期，孟昶此举更是难能可贵。
《令箴》既是孟昶规戒臣下的诏令，也是孟昶亲民爱民的宣言。为了了解真相，孟昶设置举报箱，“于朝堂置匦，以通下情”（见《新五代史》），在君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凡百姓有冤情苦楚的，均可直接向孟昶投状诉告，孟昶根据举报，查实处理。孟昶执政期间，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官场廉洁清明，百姓富庶安居，“昶……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见《蜀梼杌》），境内一派繁荣景象。官清民附，民富国强，在后晋、南汉、南唐、契丹、后周及北宋等强敌的觊觎和进犯下，后蜀能够独守一方，能够偏霸川蜀，能够顽强地存活三十余年，这绝非偶然。孟昶是五代十国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孟昶也曾想染指中原，“志欲窥关中甚锐”（见《新五代史》），但因种种原因，壮志难酬。同北宋相比，后蜀永远是弱国，是小国，必然要顺应潮流，顺从华夏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军在剑门关一带，大败蜀军主力，趁势挺进成都，孟昶为了保全百姓，不得不选择出降，后蜀灭亡。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作为亡国之君，孟昶在宋元时期的官方文献中，被丑化成一个沉湎酒色、不思国政，“务为奢侈以自娱”（见《新五代史》），“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见《宋史》）的骄奢之君，荒淫之君，在所难免。然而，在北宋时期的民间记述中，孟昶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贤君明主形象。
据《五国故事》记载，孟昶“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每决死刑，多所矜减”，是一个节俭仁慈之主。孟昶离开成都，赴开封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见《蜀梼杌·后蜀后主》）；“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见《邵氏闻见录》）；“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至此，因名”（见《明一统志·眉州山川·哭王滩》）。如果孟昶果真是个无道昏君，那些送行的百姓又岂会悲痛欲绝？再者，其他投降北宋的昏君暴君皆能寿终正寝，唯独深得人心的孟昶竟“七日而卒”（见《新五代史》），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大宋君王下的毒手。
赵匡胤死后，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赵光义是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自幼“工文业，多艺能”（见《宋史》），所以，对孟昶的《令箴》非常感兴趣。细细研读后，赵光义删繁就简，摘取《令箴》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十六字，御笔亲书，颁示天下官吏，并“令天下郡县皆刻石，置公署之前，覆以小亭，众吏望则正对之”（见《戒石铭》题识）。《蜀梼杌》也称“昶著《令箴》颁于郡国……宋太宗节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书赐官吏，名之曰《戒石铭》。”宋太宗此举，可谓圣意深远，旨在告诫各级官员要讲良心，要善待百姓，善待自己的衣食父母，否则必遭天谴。
南宋建立后，宋高宗饱尝流离，痛定思痛，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六月“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在谕文中强调：宋太宗御制《戒石碑》顺民意，得民心，是“民于今不厌宋德”的重要因素，也是宋朝国祚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时下，有不少郡县“其戒石多置于栏槛，植以草花，为令者鲜有知戒石之所谓也”，如此下去，民心离散，国将倾危，各级官员要认清形势，不能把《戒石碑》“置之座右，为晨夕念”当作“小补”，而是要牢记于心，更要扎扎实实地践行。从此以后，黄庭坚字样的《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大衙，流传日广，成为官场上的警句名言。可以说，宋朝皇帝虽然害死了孟昶，但孟昶《令箴》的精髓，却深深地影响了宋朝皇帝。
哪位皇帝的反腐诏令最具影响力？
宋朝之后，《戒石铭》为历朝历代所相继沿袭，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宋人将《戒石铭》置于“公署之前”，置于“座右”，而明朝朱元璋下令把这个戒石铭立于甬道，阳面加刻“公生明”（见《荀子》）三个字，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一直到清朝中期，这种陈列规格不变。官员每当升堂入座，正前方不远处石碑上“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赫然入目，这种时时自我反省、自我检讨的作用不能小觑。此外，堂前甬道是往来诉讼的百姓的必经之地，将石碑立于此，可以起到一定的外界监督作用。清朝中期，清人因出入不便，便将石碑移刻于衙门外的坊额上，称为“戒石坊”，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
《戒石铭》虽然位置显眼，举目而望，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提醒，一份警示，一则圣训，自身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统治者带头欺虐、荒淫起来，下面的官员谁还会把圣训当回事，谁还会把《戒石铭》放在眼里？《瓮牖闲评》记有北宋末年的一则黑色幽默，有人将《戒石铭》四句话后面各加上一句，凑成八句，用来形容那一干为非作歹、营私舞弊的鸟官。“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戒石铭》一旦形同虚设，官民关系一旦水火不容，这个政权也就快完蛋了。北宋靖康之耻，南宋亡国之恨，元朝顺帝北遁，明朝崇祯自杀，清朝溥仪退位，就与官场腐败关联甚大。
“你们所领的俸禄，都是百姓的血汗。底层百姓好欺负，但你们逃不过老天爷的制裁”。正所谓，上天难欺，苍天有眼！《戒石铭》出自《令箴》，是《令箴》的核心内容，文字虽少，但寓意深刻，影响深远，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箴言。有道是，克己奉公，民心所向；徇私枉法，天理不容。
《令箴》不仅影响了宋太宗，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周边国家。乾隆年间，《戒石铭》漂洋过海，传入日本。桃园天皇宽延二年（公元1749年），日本国福岛县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宽，将十六字碑文刻于该市霞城公园内一块巨石上，将其作为藩政官员的行政准则，后又谱成歌曲，命政府公务人员每日上班前吟唱，延续至今不辍。孟昶的《官箴》，是古代戒饬官吏的令箴，是中国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其穿越时空，播扬中外，绵延古今，在大力反腐倡廉的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
孟昶只活了四十七岁，但他的廉政主张和反腐箴言，却得到了不朽。“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当权者应当牢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