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刘伯温就是看中了朱元璋爱瞎猜的性格，和朱元璋玩心理战，让他一辈子都放不下心来。洪武八年，大明王朝的第一谋士刘伯温去世，死因众说纷纭。《明史》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刘伯温是被皇帝朱元璋和丞相胡惟庸合谋害死的，用的是下毒这样下三滥的手段。

　　刘伯温一辈子为大明、为朱元璋，结果却留了个这样的下场，让刘伯温感到心寒之余，又有点恨，为了报复一下这位薄情寡义的皇帝，刘伯温在咽气前，把两个儿子刘琏和刘璟叫到了床前，叮嘱了他们三件事。

　　第一：大儿子刘琏将自己的著作全部收集起来，包括《郁离子》、《百战奇谋》、《烧饼歌》等等，尤其是《烧饼歌》，这是刘伯温冒着天机为朱元璋预知未来数千年的记录。让刘琏在自己死后，把这些书原封不动地送到南京给皇帝，刘家子孙一本都不许留，一个字都不许看。

　　第二：二儿子刘璟接受了刘伯温的遗言并写成信，这是写给朱元璋的：“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正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应与京师声势联络”。刘伯温说：“我应该和皇帝亲自说明这些事，可现在胡惟庸当权，说了也没有，你要耐心等，等到胡惟庸下台后再把这信给皇帝看”。

　　第三：自己咽气后一定要薄葬，不能追求虚浮风气，把墓造得又大又高，对刘家运势不利，还会害了刘家。所以现在刘伯温墓就和张良、诸葛亮墓一样，人人都不知道在哪，可人人都知道张良、诸葛亮、刘伯温，比起那些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个个把坟墓修得富丽堂皇，坚固无比，结果还是免不了被盗。

　　刘伯温这三条计谋，第一条是针对子孙的，他的那些书于乱世有用，可在治世却容易引来杀身之祸，他的长子刘琏被胡惟庸害死，二子刘璟死于靖难，或许就和此有关。至于刘家后人，由于没有涉猎祖先那神秘的玄学领域，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算得上是过上小康生活了。

　　至于第二条，那就是刘伯温对朱元璋的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了。首先朱元璋这时候执政还是以宽为主，可到了洪武九年，也就是刘伯温死后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朱元璋就发起了“空印案”、以及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朱元璋知道“宽猛相济”的道理，却偏偏不知道什么时候宽，什么时候猛，所以人是越杀越多，朱元璋是越来越怕，越怕就越杀人，几乎把整个朝廷给杀光了。

　　其二就是那句“诸形胜要害之地，应与京师声势联络”，这句话就是要朱元璋控制好各处险要，要将其放在心腹人之手，所以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就把九边藩王全部派出去镇守要害位置，还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权利，顺便把骄横跋扈的武将们全部杀光了。结果赶走了恶虎来了群狼，九边藩王实力越来越大，甚至到最后，秦王朱樉私自练兵、杀害朝廷百姓，晋王朱棡极度残暴、鱼肉乡民，本来保卫国家的藩王，反过来成为了危害国家的蛀虫。

　　藩王实力坐大，这让朱元璋不禁想起他和刘伯温在《烧饼歌》里讨论的那样：“都城虽巩固，防守严密。似觉无虞，只恐燕子飞来。”刘伯温的说法似乎是会有萧墙之祸。虽然朱元璋有用来节制诸王的《皇明祖训》，可秦王和晋王两人就已经狠狠地打了朱元璋的脸，他在世诸王尚且如此，要是他去世还得了，这让朱元璋一辈子担惊受怕，甚至在死后还留下遗诏：“不许藩王入京祭拜”，就是怕刘伯温的预言成真。

　　当然刘伯温的本意也是好的，治世当“杂以王、霸之道，宽猛并济”才行，而且天下雄关众多，没有心腹之人驻守也确实是不行。错就错在朱元璋自己过度解读了，把刘伯温的好意给曲解得不成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