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很多地名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有关。有人说，地名就是凝固了的历史，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俄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从此成为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天津开埠以后，各国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地盘，强划租界。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9国先后在天津强设了近15平方公里的租界地，相当于天津旧城的8倍。国家之多，面积之大，在全国首屈一指。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天津塘沽

　　一大批外国冒险家、传教士、富豪纷至沓来，营建洋行、银号、商店、花园、娱乐场、办公楼，开办仓储、航运、进出口贸易，建立医院、学校，盖洋房，造别墅。各帝国主义列强在租界里设立领事馆、警察、武装部队。租界里的市政建设、公用事业、财政事务等全由租界当局任意施行，成为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和法律之外的“国中之国”。

八国联军在天津

　　各侵略国为炫耀他们武力侵华的“战果”，旧租界中的街道大都用侵略分子的名字来命名。

　　例如，英租界有一条“马开内道”，马开内后来改译为马戛尔尼，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打着为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而派遣的大型使节团团长。马戛尔尼在出使期间，向中国提出许多侵略性的要求，均被清政府一一拒绝。但英国人对他的出使之“功”念念不忘，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这就是今天和平区的青岛路和安徽道。

　　在英租界墙子河北岸，有一条不长的道路，叫“义路金路”，这条小路现在已经没有了；在附近的平安电影院（今音乐厅）对面，有一座小的街头公园，叫义路金花园；花园北面的开滦胡同（今开封道）另建有至今仍存的义路金大楼。这义路金是何许人也?我们知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三次攻打天津，最后由天津打到了北京，残暴抢掠了举世闻名的清朝皇帝夏宫圆明园之后，为掩盖他们的强盗罪行，又下令联军放火焚毁，而发布这道命令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义路金。当时，他是英法联军的头子，也是英国特命的全权代表，在中国近代史上义路金译为额尔金。

　　在英租界，还有一条“博罗斯道”（今烟台道）。博罗斯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卜鲁斯，他是额尔金的弟弟，曾代表英国来中国交换《天津条约》，结果在大沽口遭到清军痛击。1861年（咸丰十一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担任英国第一个驻华公使。

　　此外，英租界还有条“戈登道”（现唐山道至南京路之间的湖北路），英租界的市政大厦则叫戈登堂。这个戈登，乃是当初英租界的划定者和规划人，后来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最后又去非洲镇压当地的起义运动，结果被苏丹人民击毙于喀土穆。

　　英租界的“巴克斯道”今天已改为保定道了，巴克斯又是何许人?看过电影《火烧圆明园》的人大概还记得，有一个叫巴夏礼的英国翻译官，在中英谈判之余，与清军统帅僧格林沁摔跤，最后被扔进水池，便是此人。当然，这是故事。史书说巴夏礼“狂悖”、“桀骜”，是英法联军的决策人物；后来在通州附近被清军俘获，关押在北京的高庙。战争结束后，因侵华有“功”，被封为爵士，还担任过英国驻华兼驻朝鲜公使。

　　孤拔（1827—1885）

　　法租界有“葛公使路”（今大沽路以东的滨江道），所谓“葛公使”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侵略军的头目葛罗，中法《天津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都是他压迫清政府签订的；纵兵抢掠和焚毁圆明园，他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丰领事路”（今赤峰道），是法租界当局为了“纪念”一手挑起天津教案的法国驻津领事、最后被愤怒群众殴毙的丰大业而命名的。“古拔路”（今松江路），是为了“纪念”在甲申中法战争中，被浙江镇海的中国守军击成重伤、后来死在澎湖的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而命名的，孤拔的坟墓现仍在澎湖。“樊主教路”（今锦州道至营口道间的新华路），是为了“纪念”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西什库教堂进行顽抗的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而命名的。

　　今沈阳道以南的和平路，当年是法租界的“杜总领事路”，这“杜总领事”，就是1894—1901年（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七年）法国驻天津的总领事杜士兰，当时，他乘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之机，擅自发布公告，把法租界一下子扩充了2000亩，并与日本驻津领事私相授受，将法租界的预备租界划入日租界。

　　今日天津最繁华的街道之一滨江道，当年叫“福煦将军路”，福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军的总司令，法国元帅，曾代表协约国接受德军投降。和平区的中心公园，当年叫霞飞公园，今天的花园路当年叫“霞飞路”，霞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法军西线司令，后任法军最高司令；1922年公园落成时，霞飞曾亲到天津剪彩。今天的长春道，当年叫“克雷孟梭广场”，克雷孟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曾代表法国出席巴黎和会，是主宰会议的三巨头之一。

　　樊国梁（1837—1905）

　　德租界的“德璀琳街”（今台儿庄路与大沽路之间的绍兴道）是用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的名字来命名的，德璀琳长期把持天津海关，先后十次被推选为英租界的董事长，也是李鸿章的私人外交顾问，他的女婿汉纳根是李鸿章的副官，因此被外国人看成是清王朝“实际上的外交部长”。“威廉街”（今天的河西区解放南路），则是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在位时，炮制出臭名昭著的“黄祸论”，派兵侵占了中国山东的胶州湾，后来又派兵加入了八国联军，最后又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俄租界，有一条“尼古拉路”，即今天河东区的六纬路，尼古拉是沙皇家族的姓氏，尼古拉一世是俄国有名的暴君，尼古拉二世是末代沙皇，曾乘机攫取中国中东铁路的建筑权，强占旅顺、大连，后来又参加八国联军，强占中国东北，绰号叫“血腥的尼古拉”，十月革命后在叶卡特琳堡被枪决。“阿列克谢也夫路”，也就是今天的河东区十四经路；阿列克谢也夫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后来当上了俄国的远东司令，也是八国联军攻打天津时的总指挥，这个家伙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也许因为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源头，在天津，只有意租界的道路多少带点文化味道。今天的自由道，原来叫“东圆圈”，也叫“但丁路”，但丁是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和诗人，以一部《神曲》享名世界。今天的民族路，当年叫“马可·波罗道”，马可·波罗是13世纪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元朝时来到中国，受到世祖忽必烈的重用；回国后，写有《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传世。

　　大沽口、望海楼、老西开这些地名，不但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而且伴随着中国人民在这些地方进行的一次次的反侵略斗争，永远地载入了史册。海河右岸有条张自忠路，原来是旧法租界的柏公使河坝与大法国河坝，后来为纪念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而改为今名。台儿庄路，原为英租界河坝道，后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台儿庄大捷而改今名。这些路虽说是抗战胜利后才命名的，至今人们路过这些道路时，仍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节选自罗澍伟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引领近代文明——百年中国看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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