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潇洒，很高雅，可惜咱们现代人学不来。为啥？现在的东篱之下哪还有菊可采？南山倒可以见，可你没法悠然，因为好风景都被围起来了，你想见，得买票，买了票还得挤进去，山道堵车，山头人山人海，可以悠然见人群，不可以悠然见南山。
同样的潇洒和高雅，民国人也学不到。民国农村经济崩溃，兵匪横行，老百姓忍饥挨饿，背井离乡，没有采菊的工夫，更没有悠然的心情。大城市倒是飞速发展，畸形繁荣，中产之家不愁吃穿，可是地皮太贵，房价太高，想学陶渊明，得非常有钱才行。用鲁迅的话说：“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鲁迅《病后杂谈》）
鲁迅说的“巡捕捐”，其实就是现代中国准备正式开征的房产税。该税在民国不叫房产税，叫“房捐”，有时候也叫“警捐”或者“巡捕捐”——因为这项捐税主要由警察局和巡捕房来收，且征收所得主要用作治安经费。房产税在民国属于地方税，具体怎么征，征多少，基本上由各地市政府拿主意。要是警察不多，装备很低，也不搞什么市政建设，财政上没缺口，就可以少征一些。从这个角度看，民国时期的房产税制度跟现在美国很像。
鲁迅在北京买房的时候，房产税是按建筑面积计征的，每间瓦房每月只缴大洋一角，每仨月去警察局缴一回，他在西城区八道湾买了九间房，每回要缴将近三块大洋的房产税。后来他搬到上海租房，上海的规矩是按照房租计税，税率最初6%，后来涨到14%（即鲁迅说的“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假如鲁迅每月房租一百块大洋，那么光房捐就得交十四块大洋。本来这笔税应该让房东去缴，但是民国上海人多房少，一房难求，房东理所当然将税收负担都转嫁到房客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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