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名臣中，明正德朝的李东阳似乎属另类，他不像一些正直之士那样与奸佞不两立，而是走的曲线，一时颇遭非议，而最后却获得：虽李东阳违心与恶势周旋遭到非议，然正直之人却借助他的扶持，多得以保全的赞语。

　　正德帝朱厚照是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的荒唐顽劣君主，他性耽游乐，厌于政务，从登极起就宠信原在东宫侍候过他的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个太监，人称“八虎”。这些太监“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这引起了朝臣忧虑，于是爆发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弹劾“八虎”的斗争，为首者是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内阁大学士，也是受弘治帝遗命辅佐正德帝的顾命大臣。他们会同言官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上章弹劾“八虎”。钦天监五官监侯杨源也以天象变化向正德帝示警，户部尚书韩文更率诸大臣伏阙上疏，疏词激烈，才15岁的正德帝见疏竟“惊泣不食”。

　　他派司礼监太监李荣、王岳等去外廷参加“阁议”，竟“一日三反”，可见形势严峻。迫于群臣的议论汹汹，正德帝打算将“八虎”安置南京，可是阁议不从，谢迁力主诛除“八虎”，刘健甚至推案痛哭，说：让你们这类人败坏至此，我死后有何面目见先帝。二人声色俱厉，唯李东阳言辞稍缓和。太监王岳是个刚直嫉邪的人，表示赞同阁议，回宫后遂如实禀告正德帝。第二天忽然传旨召诸大臣，刘健认为事情快成功了，鼓励大臣们坚持原议。此前他曾因正德帝听信宦官搁置吏、户、兵等机构的言事上疏，几次力谏，甚至提出辞官还乡，终于使正德帝“勉从之”。但这次他犯了经验主义，正德帝并未接见他们，而是派太监李荣前来传达旨意：“诸先生言良是，第奴侪（但奴才们）事上久，不忍即置理，幸少宽之，上自处耳。”诸大臣大失所望，韩文等仍据理力争，坚持要除去“八虎”。

　　刘健想作进一步的努力，约诸大臣次日上朝时“伏阙面争”，并以王岳为内应，诛除“八虎”。吏部尚书焦芳是刘瑾党羽，见形势如此危急，忙驰马告知刘瑾，刘瑾大惧，连夜率其他同党到正德帝面前跪下哭泣，刘瑾说这是王岳陷害他们，王岳勾结阁臣要限制皇上行动，所以要除去他忌恨的人。还说鹰犬对国家大事有什么妨碍？若司礼监安排得人，朝臣安敢如此。这下少年天子朱厚照明白了，朝臣要诛除陪他玩乐的太监，是要限制他的自由。于是他勃然大怒，立刻将王岳关起来（后安置南京，途中被刘瑾派人杀死），让刘瑾掌管司礼监（皇帝的机要秘书处），马永成、谷大用掌管东厂和西厂（皇家的特务机构）。

　　如此出尔反尔的风云突变，反映出朱厚照的任性使气，使刘瑾等人因祸得福，而弹劾“八虎”的诸大臣却气坏了。他们正准备伏阙面争，以为胜券在握哩。闻讯后刘健、谢迁、李东阳都上章辞官。明代朝臣崇尚气节，因进谏不被采纳而辞官者常有。一些大臣上章请求挽留三人，最后是朝廷准刘健、谢迁辞官，独留李东阳；李东阳再次上章求去，仍不获准。这大概是他在此前的阁议中态度比较和缓的缘故吧。李东阳此时可能有了新的打算，没有再坚持辞官。他为刘健、谢迁饯行，流了泪。刘健正色说：“何泣为？若当日多出一语，与我辈同去矣。”李东阳沉默不语，容忍了对他的责备。从此，李东阳同两位志同道合的老大哥分道扬镳，踏上了一段艰难的做官和为人的途程。

李东阳画像

　　李东阳，字宾之，今湖南茶陵人，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生，幼时因戌籍居北京。其父李淳是饱学之士，以开私塾为业，对他教育有方。他4岁就能写斗大的字，有“神童”之誉。景泰帝闻之诏试，高兴得将他抱置膝上，赏赐瓜果。他18岁中进士，从成化到弘治初期，入翰林院任编修、侍讲、侍讲学士、太常少卿近三十年。他虽远离政务，却很关心天下大事。弘治五年出现旱灾，朝廷求言，他摘《孟子》七篇大义，并附对时政的意见数千言上陈。弘治帝很赞赏，将他升任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内阁，专负责诰敕之事，并于弘治八年与谢迁同时入文渊阁参与机务，后来又升任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在弘治朝，李东阳可谓春风得意，他在内阁与谢迁和首辅刘健同心协力辅佐弘治帝。弘治帝比较贤明，善于纳谏，注意节俭，不让宦官得势，因此，天下比较安定，旧时史家有“弘治中兴”的好评。

　　对三位位同宰相的大学士，民间有“李公谋，刘公断，谢公独侃侃”的称赞。李东阳关心民间疾苦，直言敢谏。弘治十七年山东的阙里庙重建，他奉命前往祭祀，一路考察民情政情，回京后将所见灾患、民生痛苦和时政弊端如实上奏，痛切地指出：我自已若非经过其地，只在官府中看看公文，尚且不知详情，何况是高居九重之上的皇帝陛下呢？如果皇帝陛下知道实情，暂不处理，问题不算大，如果下面隐瞒不报，那么带来的祸端却是很严重的。最后说，过去皇上因灾异征求意见，群臣尽言无讳，但屡次下的诏旨涉及内廷权贵，常受其掣肘而拖延作罢。这次我的上奏恐又成虚文，建议将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决断必行。弘治帝并未因李东阳触犯自己而愤怒，而是加以称赞，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由此可见李东阳的铮铮风骨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史书还称赞他：由于极力鼓励帮扶后辈，举荐扶持才品兼优者，学士大夫出其门者却有所成就。他是文章大家，朝廷的大著作多出自他的手笔，天下传诵。他又工诗词书法篆刻，是文学上“茶陵派”的领军人物。这个流派力图摆脱明初“台阁体”的一味仿古，对以后的明代诗风有相当影响。史书称赞：“自明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世奇后东阳而已。”

　　李东阳独留内阁，居于首辅之位，却须仰刘瑾鼻息，“悒悒不得志”。在明代，司礼监太监在皇帝身边掌管机要，权在内阁之上，可是刘瑾并不就此满足。他权欲熏天，又很狡猾，总是在正德帝玩得高兴或醉酒时呈上奏疏，这个当着皇帝又视当皇帝如儿戏的大玩家竟说：“吾用汝若何事？乃溷我！”意思是我用你干什么？竟用这些事烦我。于是，内外大权都归刘瑾。正德帝毕竟是一国之“至尊”，朝中大事还须假他之名而行，史书说他也不是完全不管事。对此刘瑾采取了特殊手段，所有奏章都要先呈送给他，称“红本”；他没多少文化，便带回家中，由其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和华亭大猾张文冕篡改，焦芳润色，称“白本”，然后上呈皇帝。他下达的皇帝旨敕真假混淆，难以辨别。于是，出现了迫害人民和正直官员的许多暴政。他的党羽分据要津，特别是东厂、西厂和他亲自设立和掌控的内厂，监视官员、百姓和太监，使“道路惶惧”，而对有忤于他的官员则决不放过，对朝中老臣驱逐殆尽。他索贿受贿，卖官鬻爵，家中财富惊人。官员们对他不能直称其名，必须称“刘太监”，有的马屁精甚至称他“千岁”。

　　刘瑾的恶行激怒了一些正直的朝臣，他们明知扳不倒他，还是冒死进谏，有的甚至“怀书自缢”，进行尸谏。京剧《法门寺》将刘瑾描绘成颇有正义感的为民伸冤的形象，与历史真相相去太远。对于作为内阁首辅的李东阳，刘瑾表面尊敬，称他“先生”，实则将他当作可以任意处置的下属。焦芳被刘瑾安排入内阁后，因李东阳位在己上，常向刘瑾说他的坏话。因此，李东阳主持编写的《通鉴纂要》完成，刘瑾派人挑出一些文字笔画上的小毛病，就革除了几名謄录官，并欲株连李东阳。李东阳“大窘”，降身屈尊请焦芳和另一瑾党张綵向刘瑾求情，这才免了祸。

　　阁臣中还有个正直的王鏊，为抵消焦芳的力量，李东阳又缓引正直的王鏊入阁，可是，王鏊忍受不了刘瑾的凶暴坚决辞官而去，刘瑾立即又安排刘宇、曹元两个亲信入阁，所以李东阳实际上在内阁是势孤力单的。他没有像王鏊那样做，而是小心翼翼，“委蛇避祸”，对刘瑾炮制的那些上奏的“白本”，他常默然不置一词；刘瑾在京城修造玄真观，他为之撰写碑文。这些有污他昔日清名的窝囊表现，为气节之士诟病，侍郎罗杞是他的门生，写信给他说如不辞官就请削去他的门生籍；有人还向他投寄匿名诗，讥讽他是“伴食中书”，并以鹧鸪和子规两种鸟的蹄声为喻，劝他不如归去。他忍受了这些误解，默默坚持他当初独留内阁的打算，如他后来所说的：之所以委曲辅佐，就是希望能对朝廷起到一定的好作用。他毕竟有很高的声望，正德帝也信任，所以刘瑾有时也不得不采纳他的建议。

　　《明史》说他“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亦阴受其庇。”如刘瑾实行对犯法者的连坐法，株连无辜的人，经李东阳的努力得免；刘瑾对被贬斥的官员实行罚米实边，经李东阳努力，改为在其原籍交付，免去了他们长途搬运之苦；姚祥、安奎等几位官员因得罪刘瑾，“皆荷重校（枷刑）几死”，经李东阳努力改为谪戌或贬为百姓。正德三年御道上发现一封历数刘瑾罪恶的匿名书，刘瑾竟矫旨罚百官于烈日中跪奉天门外，接着又将五品以下三百多人关进监狱。经李东阳等力救，刘瑾也听说匿名书是太监所为，众官才得赦免，可是有几人已被晒死和赐死于狱中。刘瑾对刘健、谢迁衔恨入骨，他们辞官后不久刘瑾就将他们列入奸党公布于朝，后来又捏造“循私援引”的罪名，矫诏逮他们治罪和抄他们的家。

　　幸赖他们当初责备过的李东阳努力解救，最后以削职为民了事。得到李东阳解救的贤臣不少，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杨一清，他是后来诛除刘瑾的关键人物。此人文武兼备，曾总制西北三镇军务并任右都御史，因不依附刘瑾被诬为“冒破边费”下锦衣卫狱，经李东阳力救去职还乡。后来陕西的安化王朱寘鐇反叛，据说经李东阳推荐，重起用他总制军务讨伐叛乱。平叛后他与监军太监张永密谋，准备回京后向正德帝揭发刘瑾将安化王叛乱的“檄文”扣压不报的行为，因这“檄文”中列举了刘瑾的种种罪状。张永是“八虎”之一，但同刘瑾矛盾很深。他们没有按照刘瑾规定的时间而提前回京。张永回宫面见正德帝，趁刘瑾离开的机会呈上“檄文”，喝多了酒的正德帝大怒，说“奴负我”，先是决定将刘瑾安置凤阳。后来亲自带人抄刘瑾的家，不仅发现数量巨大的金银宝物，还有伪玺和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谋逆的证据，于是下令将刘瑾处以磔刑（把肢体分裂的酷刑）除了一大害。当初若没有李东阳的解救，杨一清就不可能复出；杨一清不复出，刘瑾还会猖狂下去。后来杨一清曾对人说：“宾翁（指李东阳）补天捧日无迹。”

　　刘瑾被除后，正德帝又宠信太监江彬等，仍然游乐无度，在宫中修建的“豹房”内沉湎声色，荒于朝政。李东阳屡上谏言均不听。李东阳于66岁时以老病乞休获准。《明史》说他：“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可见他是廉洁自奉的，也可能没置什么产业，致仕还家后生活并不宽裕。由于他精于诗文书篆，名满天下，请购者“填塞户限”，他便可勉以为生。有一天他的夫人送上纸墨，他露出倦色，夫人笑着问：今日待客桌上可以没有鱼菜吗？他才又高兴地提起笔来。他70岁辞世。

　　李东阳独留内阁，忍辱蒙诟，与刘瑾之辈相周旋，是源于他对为臣者的价值判断。他在所写的文章中曾将唐代的褚遂良同狄仁杰作比较，认为褚遂良死武则天之立，狄仁杰不死武则天之篡，是“死者难而易，生者易而难”；“然臣子不幸当此，能为仁杰则为之，不能则必为遂良，乃不失正”。刘瑾乱政时，李东阳选择的是效法狄仁杰。对于狄仁杰，明末的思想家李贽有很高评价：“梁公（指狄仁杰）……同尘合污，与世委蛇……非但全唐，亦以完躯，其事伟矣。”这评语基本也可用在李东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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