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固有的印象中，中国古代文人通常都是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样子，无论是许仙还是梁山伯，一个个都长得细皮嫩肉、文静清秀，似乎和以激烈对抗为特征的体育运动八杆子打不着，这或多或少与我们从小就熟知的古代戏曲故事有关。在戏曲舞台上，这些文人走起路来一步三摇，仿佛一阵风吹过都会倒地不醒似的，也因此，“中国古代文人”作为不事稼穑也不爱运动的一拔人，被固化进了我们的头脑里，再加上当我们环顾四周，发现身边有不少架着厚厚眼镜片的所谓“知识分子”们，成天叫唤着腰酸背痛的时候，我们对“中国古代文人”身体孱弱的想象，也就更加由近及远、深信不疑了。

　　那么，中国古代文人果真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吗?非也。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文人不仅能动手，而且动手能力还强悍得很，套用今天的话来说，真正配得上“复合型人才”这样的光荣称号。

　　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子路、冉求、樊返等，都是既能文又能武的“全才”。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那意思就是人要文武兼修，缺一不可。孔子本人就精于射、御，体格非常健壮，据史书记载，他力气大得可以举起城门的顶门杠。孔子还善于奔跑，速度之快可以追得上城外的兔子。

　　孔子的学生中能文能武的也不少，比如其得意门生子路，就性格爽直、豪勇有武。孔子非常看重子路，我们如今常常挂在嘴边的“闻过则喜”这句成语，就是当年孔子特地用来表扬子路的。子路认为，君子应以剑自卫，故常着戎装，练习剑术。有一次子路随孔子外出，受困于陈蔡之间，7天吃不上饭，但他仍然操着盾牌坚持习武。后来子路在卫国作官时遇上内乱，在战斗中，子路帽子上的头缨被打落，他想起孔子曾说过，大丈夫正人君子，帽子上如果没有缨是极大的耻辱。于是便拘于礼教，放下剑来系头缨，结果被刺死了。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良孺善于格斗，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在路过蒲国时，为蒲人所阻，公良孺提剑就冲，蒲人见他来得凶狠，吓得急忙退走。孔子还有一个学生叫冉有，则有将帅之才，他曾率鲁国部队抵抗入侵的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了胜利。只是冉有不太赞同孔子“安贫乐道”的说教，最终孔子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令弟子对冉有“鸣鼓而攻之”。

　　晋代的陶侃，也就是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为官广州时，“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即闲暇时候早上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房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其缘故，陶侃回答说：“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不能承担大事。”而唐代的李白，则既是“斗酒诗百篇”的“诗仙”，也是一位运动天才、体育健将。据称他“十五好剑术”，毕生坚持击剑、射猎、骑马、登山、划船和拳击等，在现存《李白全集》964首诗中，仅描写击剑的诗就有100首之多。

　　在中国古代，礼、乐、射、御、书、数被称为“六艺”，这是儒家要求文人所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技能。作为“六艺”之一的“射”，不仅仅只是字面上“射箭”的意思，而且也包括了多种形式的体育运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不仅仅指的是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而更成为古代文人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范的一种方法。也因此，作为中国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孔子之所以被他那个时代的人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被后人戴上“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许多顶高帽子，靠的绝不仅仅只是拔尖的“文化课”;同理，如果不是善长舞刀弄枪，李白也很难写出诸如“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这类动感十足的诗句来。

　　和中国古代的文人比起来，倒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们需要好好地反思一下。当下，运动常被看作是文化人拥有的一种时尚，并被贴上了“小资”的标签，而不是像古代的文人那样，将运动内化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刚需”。所以，古代的文人能将运动“玩”得顺风顺水、得心应手，而对现代人来说，运动却更多地代表着一种奢侈、沉重甚至无奈。眼下，伦敦奥运会还在热热闹闹地开着，这个时候将中国古代文人彪悍的一面“晒”出来，不仅仅是希望改变一下我们对他们的“历史成见”，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将运动化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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