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两会吗？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我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中国人早在上古时就知道，一个人的意见靠不住。虽说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一个人拍脑袋”难免有局限性，于是便有了“朝参”和“集议”这两个会。

　　看过电视剧都知道，古装戏里的太监常在大殿内喊着：“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对了，古代皇帝如果想就某件国家大事与群臣讨论，一般会通过上朝开会的方式进行。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朝参”。

　　除了“朝参”，“集议”也是古代“两会”的形式之一。“集议”由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实际也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任何人不得擅自召开公卿会议，否则就会治罪。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古代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与“集议”相比，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开会时的味道有点儿像今天全国政协会议。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监督”角色，有点像古代中国的“政协委员”。

　　“代表”如何“提案”？

　　那么在古代，两会都是如何进行“提案”的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古代的“两会”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在古代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相当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级别的“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厅级的正五品官员。

　　“集议”则分中央和地方，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与今天“人大”代表都是选举出来的不同，参加“集议”的人员都是由官方决定和领导推举，代表中没有普通群众。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

　　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大臣才有资格，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

　　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参”的；

　　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也属“公务员”群体的代表。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特别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

　　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为主，表面看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因为是相当于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

　　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要求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稀泥、当会油子，只会摁表决器和鼓掌的不行。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实际上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代表们”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总是投赞成票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遭到皇帝的训斥。

　　而在“集议”上，大臣们所提议案一般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驻京高级干部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会议由时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重点议题是对汉武帝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进行讨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之。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

　　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这次辩论表现出了不同治国理念的大碰撞，30年后学者桓宽根据这次“全代会”的会议记录，整理出了著名的古代经济思想文献——《盐铁论》。

　　古代官员“提案”提些啥？

　　西汉“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除此还有贾谊、晁错的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可以说，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

　　“政协委员”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处级干部”，大事小事都“建言”。唐宪宗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皇帝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官员提出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提案”。明代宗景泰年间，南京守备陈豫等人上奏：永乐年间有过先例，一家被盗，四邻十家有责任帮助擒盗。若擒获盗贼，赏银五十两，钞二千贯，文绮“四表里”，并可分得盗贼的财产。如坐视，被盗人家的损失就要由四邻十家共同赔偿。不但如此，还要将这十家的人戴枷示众，直到盗贼被逮才能释放。陈豫等人要求正式实施这种连坐法。这份“提案”被朝廷压下。此“提案”被否定的原因：措施极端，强调严刑峻法过头。

　　宋代以后，谏议制度变成了摆设，元代干脆取消谏院。到明清时，古代中国的“两会”和谏议制度所散发出的民主精神几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见、反对给他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上尊号的朝臣当场杖毙16人，另外134人被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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