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并不总是代表四季，不同的地方，“年”包含的季节很不相同。据说，在古代德语中，“年”反映冬夏交替的周期，俄罗斯早期历法也只有夏冬两个季节。今天，一些热带地方以雨季和旱季划分一年，雨季热旱季凉，有些热带地方则分干凉季、干热季和雨季。
中国自古就以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一年，但四季的地位并不一样，其中“春秋”经常被用来指代一年，问岁数说“春秋几何”，指壮年用“春秋鼎盛”，最早的编年史书就叫《春秋》，然后这部书记录的年代又被称为“春秋时期”。单独的“春”或者“秋”也可以表示年。
一年为什么被代以“冬夏”，“春秋”，或者“雨旱”?这当然是与自然给人直观感受有关的。热带里的雨旱，草原上的枯荣，温带地区四季分明，这就是季节区分的依据。但是，季节区分也是与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不可分的，甚至，也是因为生存方式而产生的。
自然有冬和夏、雨和旱，但如果人的生存和生活不是深深地被冬和夏所主宰，也不会用它来分别季节。夏荣冬枯对游牧民族是极重大的事情，随着日耳曼人进入农业时代，古德语中就出现了“割草月”、“耕耘月”、“葡萄月”等等。传统中国之所以在四季中尤重春秋而不是冬夏，是因为在农业时代，春种秋收是劳作的主要规律，春天播种希望，秋天收获果实，这是劳动的主要时间段，而夏天作物自然生长，冬天人们闲了下来。
现代城市生活使人不再强烈感受季节。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离大自然所展现的季节征候远了，而且是因为饥饱、寒热等变化不再值得人们“操心”。被饥饿所苦的人大量减少，农作物收成如何似乎不再重要，热与冷被空调机调节，隆冬时节不再只靠燃烧脂肪和增添衣服度过，主要原因不是“气候变暖”了，而是人作为一种社会的生物，已经建立起与过去不同的生活体系。
仅就气温来说，唐代比现在要暖和得多，那时四川还出产荔枝，但寒冷所带来的社会感受肯定比今天要强烈，普通人生存水平低下，决定了“路有冻死骨”、“心忧炭贱愿天寒”。旧照片中人们裹着厚厚的冬衣，不只是天寒，更重要的是身寒和心寒。天寒是自然现象，身寒是社会性的，心寒是个人性的。今天，一场雪对乡村和城市造成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乡村的一场雪，能影响到十天半月，而城市里的一场雪，往往在雪停后两三天就消失无踪。乡村也好，城市也好，都是人作为生物种类而生活的一种方式，都是社会生活的不同类型。
如果人可以真正“遗世独立”，就可以不需要鲜明地计量和标度时间，只需要面向内心去感叹时光匆匆就够了。因为没有社会生活，那么计量时间长短、标度时间位置，就属于多此一举，当然也不需要语言。又因为这些都不需要，因此人也将无从感受丰富的内心和复杂的现象，从而不会发展出共同的知识，增进个人的心智，也不可能让自己活在历史中。真正的遗世独立，离开社会生活的照耀，人就离动物不远。
人原本没有把握“年”的先天能力，“年”也不像日和月那样明显的征象。但农业社会的到来，使时间因素变得敏感起来。播种与收获需要时间的指导，使“年”变成最重要的时间单位。人类都是从观察太阳升落开始计“日”，都是从观察月亮盈亏开始计“月”，但“年”的存在则是隐秘的、待揭示的。农业使“年”有被识别出来的必要，埃及人看天狼星“偕日升”与尼罗河泛滥的同步，认作一年的开始。
如果没有农业时代，人类是否有历法，可能真是一个问题。古罗马最早的历法，一年10个月，304天，剩下的时间，农业活动停止，属于冬季农闲，不在历法之内。农业是生产活动，也是社会建制。时间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只体现在它指示了生产，而且包括了它对精神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约定。伊斯兰历法是阴历，与人们在大漠中寻望新月非常便利有关，也代表着信仰，人们认为太阳历复杂的置闰容易引起混乱。伊斯兰并非没有高超的历法技术，其宫分历法精确度大大超过现行公历，每年误差仅1秒，用于管理财政和经济(如纳税)。现在伊斯兰国家使用公历，只为保持与世界共同处理事务的方便，人们的社会生活仍然坚持伊斯兰历法，保持教义对时间和历法的理解。
在工业时代，季节和昼夜本质上说都是不重要的，历法与其说要指示生产，不如说传统或习惯很重要、很难离弃。苏联曾研制“革命历法”，每周5天，不设星期日，人们采用轮休制，每天五分之一的人休息。这曾使社会生产效率提升。但社会生活发生了混乱，没有了公共假日，公共生活被分解了，私人时间没有交汇点，家庭成员难以一起度周末。这个历法使用10年左右就停止执行。
在中国，国家时间体系与民间时间体系存在着差异。国家采用公历，用以进行国家的时间管理，以之规范大部分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它是社会历史的时间坐标，政府和社会活动的时间标准。中国农历仍然存在，让人们过春节、端午、重阳、中秋，近些年传统节日“越来越淡”，人们对传统节日的呼唤也越来越强。如果中国传统时间体系彻底消失，中国传统也就消失了，“中国性”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将不复存在，这一定不是现代化在中国成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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