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府审案，都要写“堂判”，相当于现在的判决书。这本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所以判词应该写得中规中矩，凛然端庄，但其中也不乏“无厘头”之类的判词，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北宋嵩阳县令张咏审理了一桩盗窃案：衙中小吏每日从钱库中盗走一枚铜钱。张咏将他以盗窃国库罪打入死牢，小吏觉得很冤，便“据理力争”。张咏当堂判曰：“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吏监守自盗行为的严重性，小吏看罢心服口服。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才华横溢，幽默细胞时见笔端。他任徐州太守时，接一案件：和尚怀远酒醉后调戏少妇，被乡民痛打，怀远不服，诉至徐州府。苏东坡问明情况，当堂宣判：“并州剪子苏州绦，扬州草鞋芜湖刀。”怀远和尚和当事民众均不解判词之意，后经塾师点拨，方悟判词之弦外音：“打得好！”怀远羞愧而逃，民众哄堂大笑。杭州灵隐寺某僧与娼妓私通，娼妓发现此僧没有钱财后便绝了交，此僧一怒之下杀了娼妓。官司打至杭州府，知府苏东坡审完此案，将此僧判成死刑，其判词为一首《踏莎行》：“这个秃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嘻笑怒骂间，将恶僧卑鄙行径披露无遗。

　　南宋时期，皇亲福王强占民房养鸡鸭，强占本无理，反欲要“房租”。京口县令马光祖实地勘察，弄清真相后，当堂判决：“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盆满钵满；福王若要屋钱，直待光祖任满！”将福王强占民房，反诬民众的丑恶行径尽行抛出，最后两句更是针锋相对，斩钉截铁。福王面对这位铁骨铮铮的“父母官”理屈词穷，只好乖乖“撤诉”。还是这个马光祖，曾以一首词来作判词。一位书生偷进恋人房中约会，被抓后以伤风败俗罪送至官府。马光祖见书生仪表端庄，正气凛然，且文采不凡，便当堂填写一首《减字木兰花》作为宣判：“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妾也不妨。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书生欣喜若狂，叩头谢恩。

　　明朝代宗时期，江西南昌宁王府有一只御赐的仙鹤。某日仆役牵鹤上街时，被平民家的狗咬伤了。宁王大怒，告上府堂：“鹤系金牌，系出御赐。”知府问明情况后，当堂宣判：“鹤系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不关人事。”判词有理有据，却不乏幽默，宁王看罢，只好拂袖走人。

　　明代才子祝枝山，也写过一篇妙趣横生的判词。某年春，湖南长沙两户农民家的牛斗在一起，结果一死一伤。官司告到县里，县令不知如何判案，便求教于祝枝山。祝枝山问明情况后，当即判曰：“两牛相斗，一死一伤；死者同食，生者同耕。”两户农民一听，对呀，这样最合理了。一桩难断的纠纷就这样轻松地给调解开了。

　　最逗的是明朝的一位御史。一天，有个太监将一只老鼠绑去告状：“此鼠咬毁衣物，特擒来请御史判罪。”拿一只老鼠来告状，这明显是在羞辱御史。御史沉思片刻，判道：“此鼠若判笞杖放逐则太轻，若判绞刑凌迟则太重，本官决定判它宫刑。”太监一听，知道御史在暗讽自己，真是又羞又臊又恼，可惜判词有理有据，无懈可击，只好赧然而去。

　　清朝有两篇判词亦颇为幽默。一是乾隆年间，一寡妇想改嫁，但遭到族人反对，她只好诉至官府：“豆蔻年华，失偶孀寡。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知县看罢，即批一字：“嫁！”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简洁的判词了。另一篇判词，则与赫赫有名的书画家郑板桥有关。郑任山东潍县县令时，判过一桩“僧尼私恋案”。一对青年男女自幼青梅竹马，女方父母却将女儿许给财主做妾。女儿不从，削发为尼，男友也愤而出家为僧。二人后来在风筝会上相遇，晚间幽会时被抓，扭至官府。郑板桥深为僧尼真情感动，遂判二人还俗成婚，判词为：“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