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得一名片，上书“孙子第XX世孙”，便觉得名片的主人脸厚得可以。从此文观之，如此脸厚者自古有之！
袁世凯阴谋称帝，觉得自己祖上身份太低，想弄一个不算太远的历史上的名人作先祖，以表明自己系出名门，现在当上皇帝是“所来有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一个名叫张伯桢（字沧海）的人东翻西找，旁征博引，捏造了一个项城袁氏为明末辽东督师袁崇焕后裔的材料上书给袁。袁看了十分高兴，并真的把它当成那么回事，给袁崇焕上了一个“始祖原皇帝”的尊号。袁崇焕为广东东莞人，袁又派人往东莞立庙致祭。袁自称袁崇焕十九世孙，祭文最后两句说：“皇祖有灵，尚其来飨。”就这样，袁世凯煞有介事地完成了为自己找一位名人先祖的心愿。一位名叫濮一乘的人得知此事后，写了一首打油讥讽张伯桢：“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遥遥华胄”典出《南史·何尚之传》。尚之的弟弟昌宇任吏部尚书，有一位姓闵的客人向他求官。何昌宇问：“你是谁的后人？”客人回答说：“闵子骞的后人。”何昌宇听了掩口而笑，对坐在一旁的人说：“真是遥遥华胄。”闵子骞是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高徒，七十二贤人之一，但他生活的时代与这位“后人”生活的南朝齐代，相距近千年，两者之间不过姓氏相同而已。这位姓闵的客人乱拉名人作祖宗，只是想在那个极重门阀的时代谋个一官半职，想不到一千多年后的袁世凯也玩起了同样的把戏。据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载，诗人学者黄晦闻对袁、张两人的这一套做法也十分反感，写了一首《清明谒袁督师墓》的诗，对这件事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诗的后几句说：“谁令丹垩蚀风雨，乃请庙飨为迎逢。援唐宗姓祀李耳，希宋濮议跻欧公。时流无耻可足道，于公不啻筳撞钟。”“援唐宗姓祀李耳”，说的是唐武德三年，唐高祖李渊为便于统治，抬高家族地位，听从吉善行建议，认老子李耳为远祖，派人在汉老子庙的基础上予以扩建，作为皇室家庙。“希宋濮议跻欧公”，说的是宋仁宗无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当时有尊濮安懿王为皇伯还是皇考之争，韩琦、欧阳修等人主张称皇考，这在一些人看来是有违祖制的。“筳撞钟”即用草茎敲钟，比喻才浅学疏却不自量力地做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作者用这两个典故来讽刺袁世凯与张伯桢，虽然后一个用得不甚恰当，但表达了作者对这类无聊做法的极度不屑。据传，为坐实袁崇焕是袁世凯先祖，张伯桢在上书时还引用了一位方外人士在袁崇焕被杀后经过东莞时说的一个预言：“杀袁者清，亡清者袁。”意思是，袁崇焕是清人用反间计借明人之手杀害的，以后灭清而代之的一定是一位袁氏的后人。这个谶语将当时人们思明覆清的心理与两袁遭际结合起来，试图以此证明袁世凯当皇帝不是个人意志，而是上天安排。但这类小招术，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不到三个月，袁的皇帝梦便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声中破灭了。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拉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名人作祖宗，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头上多一重光环，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政治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明太祖朱元璋倒还算是个明白人。据吕苾《明朝小史》记载，有一次，朱元璋与儒臣议修皇族族谱，当时有人提出可以尊朱熹为祖，朱元璋听了未置可否。一天，朱元璋碰到一位姓朱的典史，是安徽人，朱元璋想到朱熹也是安徽人，就问他：“你是朱熹的后人吗？”典史回答说：“不是。”于是朱元璋“宸衷顿悟”，觉得像这样一位地位低微的小官吏尚且不妄祖他人，我怎么还能做这样的事，于是拒绝了儒臣们的建议。
皇帝希望自己身出名门，一般的官吏乃至平民百姓更有类似的需要，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脸上有光，远近闻名，利用社会的名人崇拜心理捞取更多的利益。但出身是无法选择的，名人之后不可强求。于是有人便挖空心思，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假冒。在诸多的古代野史笔记中，经常被人拉来做祖宗的名人有两位，一位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一位是宋代隐士诗人林逋。
据周密《齐东野语》等书记载，北宋末年宦官梁师成，很得徽宗宠信，官至检校太傅，拜太尉、开府仪同三司，皇帝的御书号令都出于他的手，权势极大，连蔡京父子也要谄附于他，时人称他为“隐相”。他极想弄一个叫得响的“出身”，以与他的地位权势相匹配。他想到了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但说自己是苏东坡的正宗儿子等于瞎说，不可能有人相信，而说自己是苏东坡与别的女人私通的儿子，则别人不一定能搞得清。于是他心生一计，极力巴结苏东坡的从孙苏元老，示以友好，希望他为自己圆谎。但没想到苏元老竟不买账，回绝了他的要求。梁因此怀恨在心，不久便通过言官找借口将苏元老排挤出了朝廷。梁师成虽然没有当成苏东坡的儿子，但却出于认父的需要和手中大权，歪打正着，保护了苏东坡的许多诗文翰墨。明人于慎行说：“夫师成以一介奄寺，逢迎希宠，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笑，然因其假借，使一代文雅流传至今，事固有待而兴也，亦大奇矣！”
还有一位叫孙觌的人也曾称自己是东坡之子，后人还为他找来了依据。明人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说：“相传东坡南迁时，一妾有娠不得偕往，出嫁吾常孙氏，比归觅之，则仲益生六七龄矣。命名曰觌，谓卖见也。后官尚书。”与蒋同时稍后的冯梦祯进一步证实说，当时常州城外的“降子桥”与城内的“观子巷”，就是苏东坡又卖又见留下的遗迹。清人王士祯否认两人说法，认为这是苏东坡在阳羡见到小孩时的孙觌并和他对句一事的敷衍与以讹传讹，蒋、冯两人纯属胡诌。孙觌在宋高宗时官至吏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但这是个见风使舵、依违无操的小人。朱熹曾写过一篇《记孙觌事》的文章，记他替钦宗写降表之事。当时钦宗心里希望孙觌能不从命，以解脱自己。然而没想到孙觌不仅没有推辞，很快写成了，而且文辞优美，极力贬损宋朝。金人读后很高兴，把从宋宫抢来的宫女赏赐给他。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所云东坡子者，盖即出于觌之自言，欲以攀附名流，而不以中冓为耻也。”所谓“不以中冓为耻”，说白了就是不以自己的母亲与别的男人乱搞关系为耻，话虽说得刻毒了点，但以毒攻毒，倒也可以使那些乱拉名人作父祖的人有所醒悟。
苏东坡雕像
又据清人翁方纲《粤东金石略》附载，乾隆三十五年他典试海南，考试结束去拜谒苏文忠公祠。有一个读书人前来迎接，自称是苏东坡后人，并拿着一册家谱让他看。他对翁说：“苏东坡在海南，娶符三婆子为妻，生有一子，取名‘佛儿’，后来留在海南，他是我的先祖。”当时没有依据判断这件事的真伪。第二年，曾与翁氏同行的一位学官到广东，告诉翁说，当日那位读书人拿的家谱中有一句话与王氏年谱相同，这句话是“苏公渡海归，至广州，于合浦清乐轩，有寄苏佛儿语。”得此线索，原本就心存疑虑的翁方纲随即翻检了王氏年谱，发现原谱中的“记”被家谱错写成了“寄”。“记”是记录，而“寄”是发信，两者完全不同。再翻检苏东坡文集，发现文章写的是他与八十老翁苏佛儿叙旧之事。由此真相大白。一位名叫张埙的人看完这段记载后，觉得有趣可笑，就在后面题了两首诗：“八十老翁绷作孩，林逋梅萼不空胎。符三婆子为何物，定合兄呼符秀才。”“六如亭下有孤坟，乳涨人亡只忆君。容得苏家遗裔在，佛儿寒食拜朝云。”六如亭是苏东坡侍妾朝云暮旁之亭，两首诗附会言说，极为风趣。
冒称宋代著名隐士林逋后代的事有三桩。一桩见于宋人陈世崇《随隐漫录》。当时一位姓林名洪号可山的人隐居于林逋曾经隐居的孤山，自称是林逋七世孙，并与不少士人往来唱和。南宋著名文学家姜夔得知此事后，颇不以为意，认为一定是个冒牌货，因为林逋终身不娶一事，梅尧臣在《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于是就写了一首诗嘲讽他：“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若非鹤种并龙种，定是瓜皮搭李皮。”但后来有人认为，林可山既然以林和靖后人的身份出现，不会不知道林和靖不娶无子。陈世崇所谓“不知和靖不娶”的可能性不大。还有资料显示，陈世崇的父亲陈郁与林可山是好友，陈郁有一首《题林可山为倪龙辅所作梅村图后》诗：“当年一句月黄昏，香到梅边七世孙。应爱君诗似和靖，为君依样画西村。”从这首诗看，陈郁是相信林可山为林逋后人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人从台湾学者昌彼得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上查到：“王时敏，上饶人，林逋弟子。逋卒，时敏为立后。”以此推断，王时敏曾为林逋立了后，这位后人可能是林逋之兄之子或孙。如果真是这样，林可山自称林逋之后倒也并非凭空虚构，但直称自己是林逋后人又刻意隐居到林逋隐居的孤山，其借林逋之名抬高自己身价的意图十分明显，沽名钓誉，不似假冒又胜似假冒。
又一桩见于清人沈涛的《交翠轩笔记》,这位冒充林逋后裔的人是宋末元初的林景熙（号霁山）。林景熙在《孤山》一诗中有“耳孙今白发，酹酒满寒芜”之句。“耳孙”指遥远的子孙，在诗中是自指。沈涛说：“霁山籍隶平阳，与临安无涉。”籍隶不同并不能说明林景熙不是林逋后人，能证明这一点的还是林逋“梅妻鹤子”的一生，想来这位林景熙不会那么凑巧，竟是林可山第二。沈涛接着又说：“盖宋人最重和靖，其名在杨朴、魏野之上，故遥遥华胄，人争攀附。”这就点出了林景熙冒认祖宗的要害。
第三桩见于明人焦竑的《玉堂丛语》，事情经过如下：明初学者陈继闲居在家，一位自称是林逋后人的客人，拿着自己的诗作作为见面礼去拜访他。陈继听他说是林逋后人，没有看他的诗，而是到书房中拿出一本书让这位客人读。原来这是一本林逋传记。当这位客人读到“终身不娶，无子”处时，两眼发直，一声不吭。陈继随即口占一绝送给这位客人：“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别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这位客人听后一脸羞惭，匆匆而退。看来这是一位并没有读过几本书的士子，只知道林逋之名而茫然不知他的身世，却想冒充林逋后人让陈继推荐他的诗作，帮他扬名文坛，真正的自讨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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