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传说 

藏茶，有文字确切记载出现在《宋史》上，但从西藏的其它典籍中考证，自西藏出现藏文字以来，茶就是经常出现的内容之一，西藏史记载的传说有两种。

一说是唐代藏王松赞干布久病卧床，一天，藏王依窗休憩，忽见一只小鸟飞来，口衔一根嫩枝，藏王命宫役取来熬水，服下后固疾竟不日而愈。藏王遂派人按此枝四处寻找，终于在汉区（今四川）找到了茶这种植物。另一说是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带三件宝物：茶叶、丝绸、笔墨。自此，藏茶和中原文化逐渐与藏胞的饮食起居融合，形成了今天独特的藏文化，此乃后话。

文成公主入藏图 

藏茶的历史随着中原和西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并在元朝政府统治西藏时期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公元1206年，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率骑兵直指阿里，西藏归降。成吉思汗去世后，由其第三子窝阔台继位，窝阔台将甘肃、青海及原西夏属区封给他的二子阔端，阔端将藏茶引入蒙军的金戈铁马，将藏茶带到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直到今天，从中国运去的砖茶仍然是中西亚最为认可的正品“茶”。

所以，藏茶流传迄今，至少有上千年历史。因为藏茶成为藏族同胞的生活必需品后，历代中央政府都以它作为控制西藏的“利刃”。这种区域封锁和交易专断性，使得这种千年古茶在汉区也变得异常珍贵。

文成公主的“嫁妆” 

据《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松赞干布。由于文成公主爱好饮茶，她远嫁吐蕃任命松赞干布的第二房妻子，付出很多牺牲，唐太宗为鼓励安抚这位皇室千金，所准备的丰厚嫁妆里不仅包含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自然少不了贡品茶叶。

文成公主入藏后，加强了唐蕃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吐蕃出现了“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传入吐蕃，逐渐成为了达官贵人和寺庙僧侣的风习。不过，藏茶传入吐蕃之初，仅作为一种珍贵的医疗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并未在民间流行。

文成公主、松赞干布植柳图 

灭佛运动 

从文成公主进藏开始,藏茶与藏传佛教就已结缘。文成公主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她带着茶进藏，不仅让藏区从此知道了茶和选择茶作为生活的必须品，同时也把佛教也带到了西藏。藏王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松赞干布第一任妻子尺尊公主）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从他开始，到他的儿子、孙子一直奉行尊佛兴佛的政策。

文成公主入藏弘佛图 

到了赤祖德赞在位时期对于佛教的过分推崇，规定每七户平民养一名僧侣，并颁布法令，如有人“恶视僧人抉其目，恶指僧人断其手，恶言僧人割其舌，偷盗寺院及僧人财物罚款八十倍”等等。这一系列推崇佛教的措施，直接损害不少臣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起了强烈不满。他们私下策动推翻现政权和取缔佛教的政治运动，谋杀了赞普赤祖德赞，推举不喜佛法的朗达玛继任吐蕃赞普，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

朗达玛灭法埋佛图（壁画） 

僧侣还俗 

朗达玛灭佛运动不仅取消了昔日由吐蕃王室保护广大僧众的一切法令，而且剥夺了寺院及僧众的所有财产和享有的一切政治特权，使佛教在吐蕃的整个组织都被彻底粉碎，佛教僧侣皆从寺院驱逐出去，并强迫僧众还俗，不从命者皆被杀戮。僧人们逃向民间后，不得不重新回到世俗生活，成为负担差税的普通平民。

藏茶普及 

晚唐时期，唐蕃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增强。大批汉族僧侣入吐蕃传法或经吐蕃去天竺求法。他们将内地烹茶的方法和饮茶的习俗传给了藏地僧人。据《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流传了下来。”由于藏族民众对喇嘛向来十分崇敬，极易效仿他们的饮茶习惯，饮茶开始在民间流行。

9世纪，赞普朗达玛实施的灭佛运动使大批寺院被毁，大量僧人被迫还俗，融入民众中的僧人又将饮茶之习和烹茶之法传播于民间，从此，藏茶中富含的多种维生素、茶多酚等健康元素，极大弥补了藏族人长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要食物的膳食结构的不足。在《地卢浸露》中有“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的记载。藏茶成为了藏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

“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 

茶，是青藏高原以藏族为主体的包括门巴族、裕固族、土族、蒙族、珞巴族以及夏尔巴人等各族人民生活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也是他们待客的上品。藏族民谚云：“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道出了藏族人民离不开茶的关系。

高原人民为什么离不开茶？因为糌粑是藏族人民的主食，他们吃糌粑要用茶水或酥油茶拌和后，捏团抓食，或用清茶或酥油茶冲食，否则干燥的糌粑粉离开茶水是无法咀嚼下咽的。另外，他们助餐的牛羊肉、奶制品属高脂肪高蛋白物质，离不开茶水的解腻和肠胃消化，加上长期生产生活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地带，风高物燥，人体需要丰富的水份才能适应这独特的自然环境。因此，茶对高原的居民来说，如同粮食、水、火一样，每天都不能离开。

特殊的国策——“以茶易马，以茶治边” 

据史料记载，唐、宋以来，朝廷对茶叶实行垄断，先后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政策“以茶治边”。四川雅安与藏区交界接壤，也是藏茶主产区，因此成为了茶马互市的中心城市，边茶业非常发达。

茶马互市图 

据《明史茶法》记载：宋太祖“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雅安天全）、黎（雅安汉源）、雅（雅安雨城）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宋熙宁年间在四川雅安设茶马司，并特许藏茶在雅安境内的天全、宝兴、汉源等地进行茶马交易，茶马互市的重点逐渐转到雅安一带。随着互市规模不断扩大，雅安输往藏区的茶叶数量也逐渐增多，唐代大约为几十万斤，宋代已达到近200万斤，明代增至400万斤以上，到清朝，雅安每年输入西藏的藏茶已超过1000万斤。目前，雅安名山仍保留着我国唯一的茶马司遗址。

茶马古道上的海关茶马司遗址 

解放以后,新中国人民政府为保证藏族同胞喝上质优价廉的茶，对藏茶产业加大了管理，藏茶产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如今，藏茶仍占据着西藏、青海及四川甘孜、阿坝等藏区80％以上的市场。

茶马古道示意图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是以马为交通工具，进行民间商品贸易的通道，古道的诞生起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最初的线路青藏线始于公元7世纪，那时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吐蕃民族崛起，南下到中甸境内的金沙江上建造了一座铁桥，从此打通了云南向西藏输送茶叶的往来之路。青藏线在唐朝时期十分繁荣，行走在古道上的马帮为茶叶的传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宋朝时期，由于一些重要关隘的丧失，茶马交易逐渐东移至云南、四川境内。后来，元朝政府大力开辟环路并设置驿站，明朝时期在此基础上，正式形成川藏线茶马古道。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和扩大，川藏茶马古道兴盛持续至明清，到20世纪初达到鼎盛。

茶马古道上的背夫 

前面讲过，对于藏族地区人们来说，每天吃肉喝奶，缺乏必要的维生素的摄入，饮茶就变得格外重要，而对于广大的汉族地区来说，虽盛产茶叶，却没有马匹。而当时，骑兵是战场上的主导力量，汉族地区统治者为了增强军事实力，采取控制对少数民族供应茶量的办法，抬高茶叶价格，用少量的茶叶来换取更多的马匹，这样，茶叶就在控制周边地区中起到重要作用，这就是“以茶易（换）马，以茶治边”。

以茶易马的交易从唐朝开始，最初的时候是回绝部落驱赶着马匹到汉族地区换取茶叶。从唐至宋，茶马交易一直持续着，直到元朝时被废除。明朝时，茶马法不仅仅被重新恢复，而且成了一个重要的政策，茶叶的价格也不断升高，竟然达到每匹马换不到40斤茶叶的地步。清朝时，中央政府对于茶叶的流通控制不力，茶叶的价格越来越便宜，不得已之下，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时候，茶马法被废弃。

看茶马古道，谁说“汉不入番，番不入汉？” 

茶马古道是一个广义的统称，其主要线路共有三条:青藏线、滇藏线和川藏线。其中，川藏古茶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沪定、康定、巴塘和昌都到达拉萨，之后再辗转至尼泊尔和印度，仅境内路线已长达3100多千米。

川藏古茶道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的意义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如雍正年间，康熙帝第十七果亲王（雍正皇帝异母弟）允礼奉旨赴泰宁（原名噶达）惠远寺看视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后经川藏茶马古道返回西藏。【详细】

川藏茶道的开拓，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建铁索桥,也就是后来的泸定桥，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

泸定桥 

到宣统三年（1911年）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元朝时，康定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塔帐篷竖锅庄，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

康定锅庄 

传统意义上的“康定锅庄”并非现在舞蹈中所称谓的“锅庄”，它因“茶马互市”而兴盛，又随“茶马互市”的演变而衰退。公元十七世纪时，明正土司率13名头人从木雅迁至康定，为了使这13名头人更好地听从差唤，便在康定支锅设帐随时待命。13名头人支了13口锅庄，设了13顶篷帐，于是当地的人们就称这13顶篷帐为13家锅庄。最初的锅庄功能很单一，就是听差侍贡，为明正土司办理一应内外事务。随着康定城镇的发展，锅庄也不再是篷帐了，而逐渐被四合大院所取代。

然而修建了四合大院的锅庄又不满足于仅仅为土司支差，为了充分发挥四合大院的作用，加之茶马互市量增大，商人增多，锅庄就成了往来藏商寻找食宿的最好去处。这些锅庄利用闲置之屋接待藏商，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使大院有了用武之地，于是锅庄的功能便从原来的听差侍贡发展为既听差侍贡又兼营食宿。藏商来了有大驮的土特产要存放，有大群的驮牛要喂养，需要找可靠的茶商进行交易，于是锅庄的功能又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不仅要兼营食宿，还要兼作货栈，兼管牲畜，兼当中介人。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详细】

粉碎英国侵藏阴谋——抵制印茶保护川茶 

清朝末年，英国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西藏的大门，并企图通过藏区人民“倚以性命”的饮茶习俗达到控制的目的。他们把印度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藏，并利用低价的手段和不平等条约全力排斥藏茶，以达到独揽市场进而控制西藏人民生活的目的。

1940年，喜马拉雅山南麓不远处的印茶产地大吉岭和印度商城伦堡几乎同时开办了两家茶号。这两家茶号的老板，一个是英国茶商邦卡巴，另一个是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密切关系的印茶大茶商西日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利用产于大吉岭的廉价印度茶叶防制雅安藏茶向西藏销售。

英国东印度公司 

大吉岭是靠近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印度小镇，以出产廉价的印茶而闻名。伦堡是中国西藏侨民在印度的聚居区，也是英国进入西藏的桥头堡。

早在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成立，就将扩张目标指向东方的印度、不丹和中国。印度、不丹相继沦为英国殖民地。1823年，东印度公司的军官罗比伯特少校在原本被认为不产茶的印度东北、喜马拉雅山南麓大吉岭不远处的阿萨密发现了野生茶树。当雅安藏茶经由背茶工、牦牛辗转运输，耗时一年多，穿行2500多公里的战乱康藏区域运至拉萨时，英国人已于1879年修建了从印度平原直抵大吉岭的喜马拉雅铁路，大吉岭已经成了印茶的最大生产基地。英国人把目标锁定西藏，多次派人假扮朝圣的喇嘛教徒，从印度大吉岭到西藏亚东，徒步测量亚东至拉萨的道路。

18世纪后期，一个名叫波格尔的英国官员从不丹进入西藏到达扎什伦布寺，他设法见到了六世班禅，提出想去拉萨的想法，被六世班禅拒绝后，波格尔不得不遗憾地踏上归途。然而，他把西藏广泛饮用雅安藏茶的现象告诉给了东印度公司，更加吊起了英印茶商对藏茶市场的胃口。

英国茶商邦卡巴不仅在大吉岭利用廉价的饮茶原料仿制雅安藏茶，还将仿制茶摆放在大吉岭通往喜马拉雅山的路口，一见有西藏人路过，就免费赠送。

赵尔丰像 

面对英国人步步紧逼的侵藏野心，时任四川总督的驻藏大臣赵尔丰主张振兴藏茶产业，成立了官督商办的“边茶股份有限公司”，整合西藏僧侣、四川茶商等多方力量全力抵制印茶，阻止英国侵略。尽管英国人千方百计在西藏市场倾销印度茶，但是藏茶优质的原料加之千年所形成的制茶工艺使印茶望尘莫及，始终未能取代藏茶在藏区市场的地位。藏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直至辛亥革命后，该公司解体。

英军入侵西藏 

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又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国人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

携藏茶，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奉命进军西藏。当时交通落后，运输条件极为困难，紧张不对除随身携带武器和粮食外，唯一还带的物质就是雅安边茶。据《解放初期南路边茶大记事》记载：1950年春季，雅安供应入藏部队的茶叶就达10万包以上。

人民解放军在进藏途中，沿途开展群众工作，做藏族贵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茶叶作为一种特殊物资为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而起到积极作用。

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