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戊戌年。自从进入这一年后，老北京城就风波不断，新闻迭出。这不，四月十一日刚死了恭亲王，四月二十七日，整个北京城就又哄传起了又一个天字号新闻：曾经给皇帝当过老师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下岗”了。
四月二十七日，是翁同龢的生日，具体说，是他的69岁生日。本来，这似乎是个好日子。因为久旱的北京，终于迎来了一场春雨。这场春雨自凌晨一点就开始下个不停，虽然不大，但已足以稍解民困。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这些天一直在为春旱担忧，所以也不顾69岁高龄，竟为这一场春雨激动得不能成寐。这股子激动劲儿一直延续到上班时间，翁军机看奏折也比平日效率更高了一些。但是，接着就出现了凶兆。
皇上召集军机大臣议事，却特地安排翁师傅不用进来。对纵横于官场的人们而言，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翁同龢索性一个人独坐看雨，这一看就看了一个多钟头。其间，老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终于，密议的结论出来了，这是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其中，“毓庆宫行走有年”一句，说的就是翁同龢多年当小皇帝老师的往事旧功。
据翁同龢日记所载，当他接到上谕的那一刻，百感交集，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外面的人，当然听不到他的哭声，后人也未必都看过他的日记，但却不妨碍人们做更大胆的想象与揣测。这道上谕迅速转化成无数条看不见的微波，渗入到京师的角落旮旯之间，激起一片片尘埃。人们纷纷传说着这个新闻，并开始努力给这件事情提出一些解释，而且还不止一个版本。但是，真相究竟如何？别人不得而知，唯有此时正准备走人的翁老师傅自己最清楚。
二
翁同龢觉得有点儿委屈，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因为只有他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次把他扫地出门的既不是所谓的“保守派”政敌，也不是西太后，而是他的好学生—光绪同学。光绪赶他回老家，主要是因为他阻挠了新法的推行。
想到这里，翁师傅不由悲从中来。翁同龢是帝师，他老爹也是帝师；翁同龢是状元，他大哥的儿子又是状元。在寻常人看来，那是何等的荣誉！但只有身在局中的他们，才深知什么叫“高处不胜寒”。这世上，老师难当，皇帝的老师更难当。
光绪第一次去上课，是被太监抱进去的。那年他只有六岁。但就是这个六岁的小学生，却要先学射箭，接着学蒙古语、满语，最后再学汉语！最恐怖的是，四书五经的内容，甭管懂否，都要先背下来再说。除此之外，光绪每天还得去给慈禧太后作礼节繁琐的请安，以便于学习和实践各种礼仪。
在这样一个超级沉重的课业压力下，光绪能不厌学吗？这也是考量老师水平的时候了。
为了让光绪好好学习，翁同龢真是费尽了心机。他认真地观察着这个学生的每一个细微变化，总是以表扬引导学习，用今天的时髦语言说，他是很懂得赏识教育的。但学习毕竟太枯燥了，光表扬不行。翁同龢还根据孩童的心理，准备了很多历史故事和时政故事讲给小皇帝听，又准备了很多图画和地图，在光绪学习倦怠的时候给他看。
比如，他曾经拿流民图给皇帝看。上面画着各种各样因无法生活而流离失所的底层人的形象。看到最后，他总不忘教诲小皇帝：皇上责任重大，要努力做一个好皇帝，让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啊—或许，这就是翁师傅的悲哀，他看的新书太少，总以为只要学生能做个好皇帝，天下就会太平，内可安，外可攘。
又有一次，大清国和日本因琉球问题产生纠纷，那还是皇上入学第三年的事情。翁师傅给小皇帝讲时政，并教导他：这是我们的属国，但是，竟被日本侵占了。小皇帝眨着眼睛，作苦思冥想状。
没有人知道，皇帝是否真的听懂了。翁师傅也没有把握。可是，皇帝忽然抬头说了一句话：“日本，小国也，大国也？”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但翁师傅总是无法忘记当时皇上的神情。那个时候，皇上还小啊。可皇上是好皇上啊，从小就好。但是为什么命不好呢？
当然，光绪的老师有很多，远不止一个翁同龢。甚至一度还包括了教习西文与西学的外国老师。但是，和光绪感情最深、关系最微妙的莫过于翁同龢。其原因，除了翁师傅深厚的汉文造诣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翁师傅总是设身处地地站在小皇帝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判断得失—翁师傅前后伴随光绪22年，这种付出从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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