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慈禧逃难时曾落脚的刘家大院
秋日的北京天高气爽，正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日子。在这硕果累累的季节，不少市民喜欢到京郊休闲一游。京郊可玩的地方不少，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古村落，各有其流传悠久的故事和传说。10月9日是世界邮政日，和这个主题相符合的古村落当然就是古驿站了。于是，笔者特意前去探寻京郊的古驿站——位于延庆的榆林堡。
从延庆区康庄镇至官厅水库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老驿站，经常被前往官厅游玩的人们错过，它就是古代的榆林驿。一说榆林，不由自主就往陕北想，美妙的榆林小曲太动听，已印刻到记忆深处，以至大脑里要拐个弯儿，才能想到延庆也有个榆林，面积虽小，当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
榆林堡是北京到张家口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榆林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今日旅游的好地方，自古以来，它也是重要的战略要塞和驿站。驿站既有军事作用，也用于传递情报和接待过往官员，是古道上的“加油站”。
邮驿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并且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用快马传递消息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邮递方式之一。马的体力和奔跑的距离有限，要完成数百里的传送，不能不中途换马，这样沿途就建立了许多驿站。驿站即邮驿，“古步递曰邮，马递曰驿”，用来及时递转紧急军务要事，“通达边情，布宣号令”，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如果是皇帝下达的“玺书”，则“谓之铺马圣旨”。
驿站在北京周边有不少，通州的“潞河驿”、“和合驿”，房山良乡的“固节驿”，昌平的“榆河驿”、“居庸关驿”等。而榆林驿的设立有独特原因。元世祖忽必烈为统一大业，把金代的中郡建成新都，命名为“大都”(今北京)，原蒙古旧都和林改名为“上都”。大都和上都是元朝两个政治中心，在大都通往西北的方向设了居庸、榆林、土木、鸡鸣驿等驿站，榆林驿是出居庸关后通往内蒙古的主要驿站。
地位重要古代驿站关乎“国脉”
古时人们传信的方式虽然不如现代这般容易，但千万别小看古代的邮驿系统，因为它是任何要求高度集权的政体用来强化政治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基本条件之一。明代学者胡缵宗在《愿学编》一书中曾经指出：“今之驿传，犹血脉然，宣上达下，不可一日缓者。”当时的兵部也曾多次强调：“驿递，天下之血脉也，血脉之关通必赖邮传之递送也。”所以，在古代，邮驿系统甚至被认为和“国脉”息息相关。
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时就已经有了邮驿，到周朝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那时的邮驿，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34里设有一个驿站，驿站中备有马匹。在送信过程中可以在站里换马换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够一站接一站，不停地传递下去。到西周时候，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种不同的传递方式有了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作“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一种车传称为“驲”。主要在边境上传书的机构，人们叫它为“邮”。另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大体上，西周时单骑传书还不多，一般为车传。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馆”或“市”，并有一整套管理制度。从史料上看，西周的通信邮驿，效率是很高的。当时周公被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姜尚到齐后不讲政策，滥杀了当地两个贤士。周公闻听此事后，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了姜尚的专断行为。“急传”能如此迅速地赶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我国邮驿制度经历了多个朝代的发展，逐步完善起来。对设置榆林驿的元代，《马可波罗游记》写道：“从汗八里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也就是说在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四十或五十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 马可波罗对驿站又有进一步的描述：“每一个驿站，常备有四百匹良马，供信使来往备用。所有专使都可以有替班的驿马，凡他们留下疲惫不堪的马匹，可在这里换上健壮的马匹。即使在离开大道的多山地区，那里没有村落，各城镇间彼此之间又相距遥远，皇帝陛下也同样指示建起同样的楼房，提供各种必需品，并照常定期配给马匹。”
历史悠久榆林驿设置于元代
榆林堡历来是京北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蓟城(今北京)经关沟居庸关、八达岭、榆林堡通往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当时为上谷郡治所)的这条要道上就车马不断。到秦汉两朝，此路不断拓修，并延伸至内蒙古，这条干线就成了官员巡边和长城内外经济交流及民族来往的通道。
到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为统一大业，把金代的中郡新建成新都，命名为大都(今北京)，原蒙古旧都和林改名为上都。大都和上都是元朝的政治中心，此路段设居庸、榆林、土木三个驿站，其中榆林驿是出居庸关后通往内蒙的主要驿站。元代周伯琦的《榆林古驿》中就提到“此地名榆林，自汉相传旧”。
延庆人说到榆林，总要称榆林驿。北出京城，古道仅几条。榆林驿在居庸关驿与河北土木驿中间，东临八达岭长城，西近康西草原，守着进入京畿的门户，是京北交通线上一个重要的驿站，也是一处战略要地，承担着传递情报、接待过往官员等多种功能。元代设置了众多的驿站，形成网络体系，如同现代战争的通讯系统。查阅《元史·站赤》，其中记载了全国各省的驿站体系，并少有地点出了榆林一个具体驿站之名，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从元代一直到清代，榆林堡都被设为驿站。明朝永乐初年，始建榆林屯，为隆庆州后十里之一。该地在古代是延庆的重要景点，其“榆林夕照”为延庆古代著名的八景之一。
明代战事频仍，驿站的功能进一步发挥，京城往北部边境一般10里，最多不过20里要设一驿站，以保持传递速度的最大化。明永乐年间榆林驿有走递甲卒421名、马120匹、驴60匹。土木之变时，榆林驿受到洗劫，后又重建。新的驿站备有马、牛、驴、车等交通工具及役户等。想像当年战事紧张，瞬息万变，军务繁急时，人马随时待命，火急而来又飞驰而去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清代《怀来县志》上记载了榆林驿的数字：“旧额四十八匹马杠夫九十二名”，到了清代，榆林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增加了内容。驿站不光是传递文书、更换马匹，还要多接待过往的官员，驿站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了。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榆林驿共有马94匹、马夫97名，每年支出白银511两、豆1209.6石、麸345.6石，工食银1400两，每月支米248石。这数字不仅说明了当时榆林驿过往的车多、差役多、驻军多，同时也说明了榆林驿当时经济的繁荣程度。
旧时繁荣永兴集曾商贾云集
榆林堡曾有大片榆树，因而得名。从岔道城关口向西，便要经过这片榆树林。元代胡助曾往返于此，作有《榆林》诗为证：“倦客出关仍畏暑，居庸回首幕云深，青山环合势雄抱，不见旧时榆树林。”古人也记得榆树林，至于何时消失，便成了谜团。是遇有灾情，还是生活所用，或是有了驿站出于安全等原因而砍伐，也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样，在去往榆林的路上，笔者还是特意留了心，想着能在周边什么地方感受到当年林木繁茂的情景，可惜眼前出现的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残城堡。
说是城堡，在远处又看不出城的样子，只是一个村子，全称为榆林堡村。全村500多户，近2000人。村子里的道路相对狭窄，除了一条贯通东西的大街能够并排行驶两辆汽车，其余仅能通过一辆普通中巴。路边闲置的石碾、磨盘、马槽等农具和青灰色的四合院及屋檐上精美的木雕、石雕，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往日的喧嚣与繁忙。
笔者到达榆林堡时正是中午，从村东进了村，这是旧时榆林堡南城的东门。街上没有村民行走，多是大门紧闭，可能正在午休，更有可能是主人移居他处，因为门口堆放的物品上积蓄了厚厚的尘土。南城当年为老百姓生活区，多有民居和店铺，这条街就是古时的主要街道。进村不远就看到了老房子，大门很精致，体现了古堡的文化底蕴。铺面房宽敞，门板古旧，当年的生意定然红火。类似的店铺当年有很多，马店油房缸房药店当铺副食店杂货店等；有的还有字号，德丰恒、永升隆、仁合店等；有的则以姓为店，奚家店王家店宋家店吕家店孙家店等。而那些众多挑担、摆摊的流动小商贩便留不下痕迹了。
过去，每逢集日，榆林堡热闹非凡，人山人海。古时曾有“永兴集”，就开在人和街上。《怀来县志》上能记载永兴集市的名称，已说明了经营规模，这在一般的乡村也是少见，从侧面证明城堡影响之大，才出现供求两旺。康熙四十二年（1703）开始，榆林驿每月一、三、五、七、九日在人和街开设永兴集。当时南城东大街至西门外仅四五十户人家，就有十六七家店铺，还有零售、设摊流动小商。每逢集日，商客云集，工、农、副、渔各类商品样样俱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榆林堡当年的繁荣，还有一景。每年正月十四到十六日三个夜晚，元宵灯节有灯山会。《怀来县志》载：“上元张灯三夜，演戏祭三官神。旧有灯山楼，高三四丈，中作木架称之，用小灯千万盏，作‘天下太平、民安物阜’等字。楼在西关众神庙侧。今废。土木、榆林堡楼仍存。灯废。”描述的虽是怀来县西关的灯山楼，同在一个地区，相距不远，灯山楼形制应该相似，而榆林堡的灯山楼仍存，说明此地的规模大小及影响，而使用持续的时间比县城还长久。
格局独特古堡曾建成“凸”字形
榆林驿在古时也曾称为榆林堡，而此处和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也有关系。土木之变时，榆林驿受到洗劫，土木之变后，朝廷开始在榆林驿建堡修城。到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扩建南城，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对北城加包砖。现存放在延庆灵照寺内，由区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一块榆林堡石刻城门额上，正文楷书“新榆林堡”四字，落款“大明正德十三年夏六月吉日立”，这正是扩建南城后的标志。
新建的榆林堡呈“凸”字形。北城面积小，建筑材料以砖为主，布局是方形，边长244米，城墙“周长二里，高二丈五尺”。南城面积大，但是土城，比砖城稍高，东西长423米，南北宽245米。砖城与土城各设东西二门，城墙高10米。一座城堡几经改造修建，足以说明在那个时期，榆林城堡所起到的军事作用至关重要。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榆林堡的许多古迹被拆掉，只有夯土城仍有数段残存。
在榆林堡中向北行，看见北城残存的土城墙已分为几段。城墙风化严重，有的顶部宽度不足半米。查询史料可知，当年城墙东南角和西南角城上各建造一阁，名为文昌阁和武昌阁。东北角和西北角城上各建造一间房屋，可以瞭望放哨。城四周对称，壮观牢固。而如今，从北城中间的豁口穿行过去，便是一片绿色田野。出城看，这座包过城砖的北城，砖已拆尽，依旧是土墙。但是，壁立的墙体还是能让人感觉到古时城墙的宏伟高大。在城墙豁口的土块碎砖中，笔者发现了一个旧物，那是一块残缺的瓦当，正面还完整，图案是个兽形，眉眼线条很精致。这瓦当应该是北面两角城上的建材。一块瓦当尚且如此，据此推算，城上建筑以至城墙的建造，也不会简易或粗糙。
城内庙宇颇多，曾有城隍庙、财神庙、龙王庙、火神庙、观音庙、老爷庙等十余处。城隍庙现在已修复，不知为何，大门紧闭，与当年的繁荣形成极大反差。门上有锁，从门缝中能看到正殿三间。院中面积不大，存有高大古柏一株，树龄约有四五百岁。
大院故事慈禧西逃路过榆林驿
走在榆林堡的街道上，可以看到两边墙上残存的各种标语口号，有平津战役时期的，也有“文革”时期的，还有“慈禧西行……”字样。街中有一民居，大门并不特殊，临街房做了翻建，一水儿的新红砖。而院中房屋的整体布局和装饰上，却不一般，吸引住视线。此房为五楹南房，经过重新整修，极具古代建筑特点。窗上的雀替、廊上的雕花，十分精美。听到动静，女主人从院里走出，原来这间南房已出租，客户做了装修，并把室内家具做了更换。从窗外看，家具是古色古香的硬木家具，看得出人家的富有。女主人见笔者看得仔细，便介绍，此处为刘家大院，以前曾为车马店，当年慈禧西行时，就小憩在此。
历史上果有此事。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正是公历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及皇族、大臣逃出皇宫，出德胜门经八达岭到榆林堡。据说慈禧到榆林堡时饥渴交迫，喝了老百姓煮的小米粥，住了一夜，又仓皇西逃。
慈禧逃经此地的说法很多，生出许多枝叶。查阅志书，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时，慈禧太后西逃，早上自岔道城出来，途经此地。怀来知县吴永在榆林堡迎驾。此堡有骡马店三处，吴永择其较宏整者，备圣驾小憩，命三店各煮绿豆粥一锅。两锅为诸军吏卒掠夺一空，另一锅由吴永自坐店门石墩上，命马勇荷枪侍立，得以保住。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见吴永迎候，放声大哭说：“予与皇帝连日历行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今至尔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我之忠臣。我不料大局坏到如此。我今见尔，犹不失地方官礼教，难道本朝江山尚获安全无恙耶？”抒发了一痛感慨后，慈禧喝完绿豆粥，又急奔怀来县城而去。
对于慈禧是否曾在此大院暂歇之事，笔者心有存疑，便找当地文物专家打听。据分析，当时车马店面积很大，后来分成两个院子，慈禧很可能住在东边院子。如今东院已拆除，只剩下现今的房屋。不论怎样，此院能让女主人沾了皇气引以为荣，租户住在这里，也能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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